汉字的历史介绍

左民安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代表有声语言的，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依赖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方块汉字，就是以汉语为基础而产生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汉字的创造及其特点 汉字是谁创造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的观点认为汉字是仓颉个人所造。比如在《路史掸通记》中说，仓颉“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在《春秋元命苞》中说，仓颉“生而能书”。简直把仓颉说成一个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 然而，考古科学的种种发现，却愈来愈多地证明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创造了汉字，“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鲁迅：《门外文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使汉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不断地孕育、创造、选炼、发展起来的。 关于汉字的产生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夏代(公元前2100多年)，距今4000多年。也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商代(公元前1600多年)，距今3000多年。可是1972年以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以西安半坡村遗址的距今年代为汉字产生的标志。半坡遗址陈列室的那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彩陶上的花纹是根本不同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从这些刻画符号看：第一，它们都是单个的独立体；第二，有类似笔画的结构；第三，它们尽管都是草率急就的，但已经具备了汉字的雏形。比如《说文解字》说：“家，居也。”既然是居，那就应该是人居，可是为什么“宀”(古代的屋子)内有“豕”(猪)呢?难道“家”是养猪的吗?当我们看了半坡村遗址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母系氏族社会，猪已开始家养了，由此可见，这个“家”字，在6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孕育了，2000年以后发展成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家”字。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同位素炭十四(c14)测定半坡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也正是汉字的历史。所以，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表意和标音两大文字体系，而汉字则属于表意文字。所谓表意文字，就是文字与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如“旦”字的上部是“日”，下部是地面(或水面)，从地面上升起太阳，是表示早晨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两种语言里的同一个词，而读音完全不同，比如方块汉字的“日”字，是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圆点，很像一个太阳，而古埃及也是用这个文字符号表示太阳，只是读音不同。也正因为表意文字具有和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所以它就有可能用来代表不同民族的语言，如我们的邻邦日本、朝鲜等国家都曾经借用汉字作为他们的书面交际工具。 既然说表意文字与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形声字”中的“声”又应怎样解释呢?汉字是可以分为没有标音成分的象形、指事、会意的纯表意字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这两大类。但即使是“形声字”的“声符”本身原来也是一个象形符号。比如：纹、雲、洋、渔等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是文、云、羊、鱼。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胸部刻的花纹(即为“祝发文身”的“文”)；“云”字就像一朵白云的形状；“羊”字像羊头；“鱼”字像鱼形。这里的“文”、“云”、“羊”、“鱼”都是象形字，还是与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所以在我们现行的方块字中，即使是有百分之九十的形声字，也不妨碍它属于表意文字体系。 二、汉字的结构 我们知道，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字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我们能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出正确的分析，那么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特别是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提起汉字结构，总离不开“六书”之说。所谓“六书”，就是前人分析汉字结构所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始见于西汉刘歆的《七略》。用“六书”分析汉字的结掏，是从汉代古文经学家发端的。 我国历史上关于“六书”的说法很多，但就其名目和名目的次序而言，主要有三家。 第一家是东汉的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时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第二家是东汉的郑众。他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第三家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过去的学者，通过对这三家说法的比较，大都采用了许慎的名称，这不仅因为他对。六书”的名称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解释，同时他还有我国分析研究汉字的第一部专著《说文解字》。而在次序上呢?则大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因为汉字是起源于图画。象形、指事、会意都和图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图画在前；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则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标音的文字发展规律的，所以形声字在后；假借则只是有读音上的联系，与字义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后。可见，这种次序的排列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后世大家所公认的“六书’的名称和次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应当说明，“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依照这六条法则来创造汉字的。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种说法显然是不严密的。实际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是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是不能产生新字的，它们仅是用字之法，和汉字的结构不发生联系。 下面对“六书”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象形。 顾名思义，“象形”就是像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事物的形体描绘出来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得精湛：“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所谓“随体诘诎”，也就是随着物体的自然形状，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如“日”、“月”就很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高悬太空。再看“山”的甲骨文字形，当中一峰突起，周围群岚环抱，颇有一点“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州”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三条曲线，表示波涛汹涌的流水，其中间的小圆圈或小黑点，表示水中的一块陆地。《诗经》的开卷第一首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州”，就是“雎鸠”在河中栖息繁衍之地。再比如，我们常说，说话提意见都要“有的放矢”，那么这个“矢”为什么当“箭”讲呢?请看甲骨文“矢”字的上部为锋利的箭镞．中为箭杆为搭弦的尾翎。可见“矢”就是“箭”的象形字。 从以上的字例看，象形的定义和例证是不难理解的。但这里还要说明两点：第一，有人认为象形字有“因形知义，因义知音”的优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图画的象形字．也必须首先通过语言读出音来，才能表达概念。那种“因形知音”的主张，其实质就是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了。第二，既然象形字要符合“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要求，这种造字法就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书写麻烦，而且形体也往往不统一。所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象形造字法在各种造字法的比较下越来越趋于劣势，最后只能被有标音成分的、产字最多的形声法所代替。 (二)指事。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贝；意，‘上’‘下’是也。”这就是说，初看起来可以认识，再细观察就能了解意义，如“上”、“下”二字就是指事字。但是这个定义是相当含混的。清代的著名文字学家王筠说：一视而可识’，则近于象形，‘察而见意’则近于会意。”(《说文释例》对“指事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不过多数人认为，指事字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再加上个指事符号作标记的一种字。 我们知道，牛马之类都可以用象形体表现出来。可是“甜”的意思又怎样象形呢?于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甘”字，在甲骨文里就写成口中加一点，表示在舌头上感到甜味的地方，甜字就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 再比如。在上古要表示树的根，就在“木”(树)的下部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明根部所在处成为“本”字。要表示树的梢部，就在“木”的上部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示树梢所在处成为“末”字。可见“本”与“末”的含意正好相反，成语“本末倒置”也正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甘”、“本”、“末”等字都是在象形基础上再加指事符号的指事字。另外还有纯符号指事字，比如“上”、“下”在甲骨文中都先画一横线，再在线上或线下加一个点，横线以上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上面，横线以下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下面。指事字在“六书”中是绝对少数。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字都不需要用指事的方式来表示。要说明客观物体．可以用象形来表示；要说明抽象的概念，就可以用会意来代替。 (三)会意。 许慎给会意下了这样的定义：“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意思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像“武”、“信”二字就是会意字。再比如。步”字，在甲骨文中是脚趾朝上的两只脚一前一后走路的形象。假若两脚要从水中通过则怎样表现呢?那就再把“水”加在两脚之间，这就是徒步过水的“涉”字。如果两脚要登高呢?则又把“涉”字的水旁换成“阜”(左阝，即土坡)，就成为两脚登山的样子，这又组成了新的会意字“陟”(zhi志)。如果两脚要从高山上下来又怎么办呢?则又可以把“步”倒过来，脚趾朝下，甲骨文的“降”字就像右面的两只脚从左面的山坡上下来的样子，这又组成一个新的会意字“降”。由此可见，步、涉、陟、降等都是与脚(止)有关的会意字。 会意字的类型各家说法不一，我认为主要的不过五种： 1．同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样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比如“众”字，“三人为众”，表示人多的意思。“森”字，“木多貌”。“惢”(音琐)字，“心疑也”，三心二意怎能不疑?“淼”字，“水大也”，表示水多的意思。 2．异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这种会意字在整个会意字中占绝对的多数。比如“奠”字，就是“暮”字的本字，表示太阳落进草丛之中，天快黑了。再比如“休”字，甲骨文的结构左边是“人”，右边是“术”(树)，就是会“人依树而息”之意。 3．改变形体会意。 这就是说，一个字可以通过它本身的增加笔画、减少笔画或改变形体来表示新的意思。如“穿”字，“家”中空了一半，就是“寂静”的“寂”字的异体字。根据这种减笔的会意方法，广东人就造了一个方言字“冇”(mao冒)，把“有”字里面的两笔挖掉了，表示“没有”的意思。4．组合解释会意。 也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来会意的方法。比如不“上”不。下”为“卡”；上“小”下“大”为“尖”；四、方、木为“楞”；山、高为“嵩”等。 5．反文倒文会意。 是把一个字或反写或倒写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反“从”为“比”，反“后”为“司”。再如，甲骨文中画一个人站着即为“大”，而倒过来即为“屰”，也就是“逆”字的本字，是“不顺”的意思。“人”的头朝下当然不顺了。 (四)形声。 “形声”又叫“谐声”。《说文解字》是这样下定义的：“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朝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以事为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 ‘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之声而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不仅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而且还说明了形声字和象形字、指事字在结构上的不同。 我们知道，象形法或者会意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示的。比如，“鱼”是整个鱼类的总称，但是鱼的种类却是成千上万，显然不能为每一种鱼造一个字。再说各种鱼的样子又很相似，文字毕竟不是图画，就是用象形字来表示的话，也是难以从字形上一一加以区别的。于是，就出现了“形声”法。用“鱼”字边表示鱼的总类，再借用原有的字作为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如“鲤”、“鲫”、“鳝”、“鳗”等。有“形”有“声”，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 形声字的形符本来是象形符号，可是由于汉字的不断发展，不仅看不出象形的样子，就连表类属的意义也有不少的改变。比如“豹”是兽类，它与昆虫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它的形符却是“豸”(zhi志，是没有脚的虫子)。“蝙蝠”是老鼠一类的动物，可是又写成“虫”字旁。“蛟”和龙是同类，可是也加上了“虫”字边。这是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受到一定局限分不开的。 形声字越到后世发展越快，据统计，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7679个，约占总数的80％；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24235个，其中形声字21，343个，约占总数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个，其中形声字42300个，约占总数的90％。在现在通用的新简化字中，形声字也占绝对多数。 (五)转注。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个定义不好理解，所以后人各有各的解释。笔者的看法是：所谓“建类一首”，就是指的同一个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几个部首相同的同义字可以互相解释。比如在《说文解字》里，“老”与“考”就是一对转注字，它们都属八卷上的“老部”。这就是“建类一首”的意思。再从意义上看，许慎的训释是“老，考也”，“考，老也”。这种互相注解就叫“同意相受”。再比如，“绩”与“缉”属于同一部首“纟”，读音相近，意义也相通，可以互相解释，所以这也是一对转济字。 (六)假借。 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就是说，当某个新事物出现之后，在口语里已经有了这个词，但在笔下却没有代表它的字，需要借用和它的名称声音相同的字来代表(托事)，这就是假借。比如“令”字的本义是“命令”、“号令”等，但因其读音与。县令”之“令”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命令”之“令”为。县令”之“令”。而“长”字的本义是“年长”，但因其读音与“县长”之“长”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年长”之“长”为“县长”之“长”。假借，全取声音相同或相近，与字义毫不相干。以下略举几例： 比如“汝”字，在《说文解字》中说：“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人淮，从水，女声。”可见“汝”字的本义是水名。可是后来这个“汝”字就被假借为第二人称代词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如《愚公移山》云：“汝之不惠。”这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汝”与原来当水名讲的“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仅仅是读音相同而已。所以，第二人称代词“汝”，就是个假借字。 “亦”字甲骨文的写法是在“大”字中间的两边各加一个点，《说文解字>说：“人之臂‘亦’也，从大，像肋腋之形。”从字形上看也很清楚，是站着的一个人，张开两臂，两臂下各有一个点，表示这里就是腋下，所以“亦”字的本义就是“腋”。但后来“亦”字因为读音关系，被假借为副词用了(当“也”讲)，所以只好另外造个“腋”字取代了“亦”字的本义。而当“也”讲的“亦”也就永借不还了。 “自”字在甲骨文里像个鼻子，所以《说文解字》说：“鼻也。象鼻形。”这话是对的。“自”，字本义就是鼻子，后来被假借为“自己”的“自”。于是另造了一个从“自”声“畀”的形声字“鼻”。而“白”字以后再不当“鼻子”讲了，也就只用其假借义了。 “骄”字足从“马”声“乔”的形声字。在《说文》里说：“马高六尺为骄。”这就是“骄”字的本义。后来因为读音相同，就把“骄”字借过来，当“骄傲”的“骄”用了，所以现在就只用其假借义了。此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六尺高的马才叫“骄”了。 假借法的出现，完全废掉了汉字的表意性，这对后世用同音以代替压缩汉字的字数有很大的启示。这里需要再说明两点：第一，假借字在上占时代普遍使用，这与当时的字少有关。在甲骨契文和钟鼎铭文中很多都是假借字，这对后世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很大困难。第二，“本无其字”就能出现假借，但有时在“本有其字”的情况下也出现假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古有假借现象，我们现在就去随便假借。要知道文字有广泛的社会性。如果我们任意乱借(实为写别字)，只能损害文字的健康，造成使用上的混乱。 通过以上对“六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书”是后世人对文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然后再根据“六书”来造字的。 三、汉字的形体演变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80年的不断挖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对3500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2000个左右。不认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另外也还有“典”字了，很像两手捧着“册”的样于，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段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卜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晶。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三)篆书。 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椽，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an担)是120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120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做到了“内修政事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矗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u浮)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徒隶”(管狱讼主事的小官)，他决不可能是隶书的创造者。因为字的一种形体，决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造出来的。这与文字“决非仓颉一人所造”是一个道理。 隶书始于秦朝而盛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 隶书和小篆有何区别，以下作个比较：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繁就简。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五)草书。 《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一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 草书到了后来，简直越草越凶，龙飞凤舞，信笔所之。有些宇除了书写者外，谁都不认识。石梁的《草字汇》，收集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单一个“书”字就有五种写法。到了唐朝，书法家张旭的“狂草”，简直有点像道土画符的样子，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欣赏的。 (六)楷书。 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张怀所提出来的所谓“永字八法”。一个“永”字，大体上包括了汉字的八种笔形，用现在的名称说：“侧”就是点，“勒”就是横，“努”就是竖，“超”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长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从“勒’到“趣”的弯儿就是折。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从东汉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七)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它形成于魏晋。《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楷)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这话说得比较确切。它说明行书是间于楷书和草书当中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因而从魏晋起直到现在，行书用得最为普遍，最有群众基矗 四、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一个方块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掌握有关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一)古今字。 《墨子•公输盘》中记述：当墨子斗败了公输盘后，“公输盘不说”。“不说”，这好像是说公输盘斗输后不说话了。这样理解就错了。这里的“不说”就是“不悦”，是不高兴的意思。可是人们往往认为“悦”字是本来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书写时经常写为“说”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须知上古是没有“悦”字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个“说”字，没有“悦”字，其释义是：“说，释也。”可见“说”才是本字，“悦”是个后起字。所以“说”就是古字，“悦”就是今字。 为什么会产生古今字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断地发展增多。例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不重样的字共用了4466个，东汉《说文解字》也不过9353个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个，相当于《说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个字要代表几个意义，真可谓”一身兼多职”。比如上古的一个“辟”字就兼有多种职责，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这五个字用。后世人为了减少字的“兼职”现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种表意的形符，以示意义的区别。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古字，而后世新产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书中，古今字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就很难读懂古文。以下略举几例： (1)“此世俗之所谓知也。”(《庄子•胠箧》)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智慧埃 (2)“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个地方去了。 (3)“夫晋何厥之有?”(《左传•僖公三十年》) ——那个晋国有什么餍(满足)呢? (4)“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长短一样，价钱也相似。 (5)“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疬痏勏閒。”(《论语•先进》) ——千乘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以上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贾”、“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餍”、“价”、“间”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认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错了。 从古字变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声符，再加上一个形符。如。知”、“厥”、“贾”变为“智”、“餍”、“价”；也有的是改变古本字的形符，如“閒”变为“间”。我们了解了这些古今字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地理解文言的语义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承认文字古今发展的事实，但决不应该厚古薄今，不能认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体”或“破体”。有的人常常以所谓写。正字”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写为“反回”，把“嗜好”写为“耆好”，把“环境”写为“环竟”，这是很不应该的。 (二)异体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在音义上相同，在任何语言环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写法不同，这种音、义相同而仅写法不同的几个字在文字学上就叫做。异体字”。比如：“熠”与“照”、“并”与“垃”、“睹”与“覩”、“咏”与“辣”、“谕”与“喻”等都是异体字。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鲁迅：《外文谈))这一多，就很难作到形体划一。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或地区的差异，就可能造出好几个字来。而且这种异体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个“兄”字，在甲骨文中就有35种写法，一个“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种写法。就连一个。窗”字，后世就产生了六个异体字，写作窗、窓、??、窻、牏臆等。这些异体字根本没有必要同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它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对异体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从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说文》中有的，就是正体，《说文》中所没有的就是“俗体”或“变体”，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许慎本人也往往把应该收进《说文>的形体遗漏了。所以宋人徐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体。 异体字的类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 (1)形符不同： 涝遍徧、猫貓、堤陧、粘黏、糕餻、唇唇等。 (2)声符不同：筒莆、秸楷、捣播、线線、笋筍、验騐等。 (3)改换意义相近的形符：辉煇、睹覩、径迳、侄迳、铲剷等。 (4)形符和声符的位置不同：略畧、够夠、群羣、鹅鵞、案桉、惭慙等。 (5)形声字与会意字的异体：泪淚、岩巖、奸姦、渺淼等。 异体字多了，自然造成学习上的额外负担和用字上的混乱。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决定精简1055个异体字，确定了810个字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举的这些异体字中，每一小组的第一个字均为留用字。第二个字均为废除的异体字。比如“遍”、“猫”等均为留用字；“偏”、“貓”等均为已经废除的异体字。废除异体字是我国文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精简了字数，便于掌握和使用。 (三)繁简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比如《诗经》中的“於”皆写作“于”，汉《吴仲山碑》中的“餘”就写作“余”，《正字通，中的“填”、“聽”俗作“坟”、“听”。凡是所谓“俗体”，都是早在民间流行的简化字。这些“俗体”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今天，在我们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简体字的借用。比如： “准”(凖)《广韵》“庙”(廟)《字汇》 “双”(雙)《集韵》“恋”(纞)《字汇》 “声”(聲)《正字通》“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铭》 “夹”(夾)汉《曹全碑》“扑”(撲)《集韵》 “宝”(寶)《宝应碑文》“齐”(齊)《正字通》 “尽”(壶)《正字通》“朴”(樸)汉《孔庙碑》 “干”(幹)汉《郑季宣碑》“晒”(曬)《字汇补》 “灶”(竃)《五音集韵》“痒”(癢)《集韵》 “烛”(燭)《字汇》“笔”(筆)北齐《雋敬碑) “画”(壹)《字汇》“籴”(糴)《干鶈妻嫃禄字书》 “类”(類)《五音篇海》“粜”(糶)《干禄字书》 “纵”(縱)《集韵》“阴”(陰)《字汇补》 “肤”(膚)《广韵》“麦”(麥)汉《西狭颂》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文献，不仅需要掌握简化字，而且需要掌握繁体字，掌握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关系。只有掌握了这种关系，才不至于产生误解。比如《后汉书•丁鸿传)有“干云蔽日”的话。如果把“干”理解为“乾湿”之“乾”的简化字“干”那就错了，因为天上的云不可能有干、湿之分。这里的“干”字，是“树木参天”的意思，与“干”字繁体字毫无关系。 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简化字与繁体字在词义上本来毫无联系，而仅仅读音相同，但在简化时则采用了笔画少的。如“蒙”与“矇”在词义上大有区别：“愚昧”谓之“蒙”，而“嚎”则有“欺骗”义。后来只是因为读音的关系，才以“蒙”代“矇”了。 第二，有的简化字是借用其繁体字的一部分，但这个“一部分”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能用今天的这个简化字去理解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如今天的简化字“隶”(li力)，就是取了繁体字“隸”的一部分，然而“隶”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是一只手抓住了一条尾巴的象形字。许慎说：“隶，及也。”《玉篇》就把“隶”直接写为“逮”。所以古代的“隶”字也就是今天的“逮”字，若不注意就会弄错。 第三，今天有些简化字，有的是古本字，如“气”(氣)、“网”(綱)等；有的是占通用字，如“荐”(薦)、“痒”(癢)等；有的是古异体字，如。“礼”(禮)“线”(綫)、“泪”(淚)等。了解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早就有了这些简化字，只不过是为了书写方便，才选择了其中笔画少的作为今天的统一使用体。 五、假借字的规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书”问题中已作了简要的分析，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对阅读文言文有什么用处。 (一)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假借字主要有两个规律。 1.一个“独立”的字充当了另一个字的声符时，那么这两个字有时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济)起，听于廷。”(《李愬雪夜人蔡州》) ——元济起床，在庭上细听。 (2)“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战国策•赵策》) ——地位很尊贵，但是没有一点功绩；俸禄很优厚，但是没有一点勋劳。 例(1)中的“廷”字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庭”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俸”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俸”的假借字了。 2，两个形声字，由于声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导，响应的人一定很多。 (2)“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同上) ——将军身披坚甲，拿着锐利的武器，攻打无道，诛灭暴秦。 (3)“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公输盘变换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挡)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和“倡”、“披”、“拒”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为“唱”、“被”、“距”。这样的假借现象在古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二)从汉字的读音上看，两个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虽然形体上没有什么联系，有时也可以产生假借现象。如： (1)“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输》) ——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还多着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别。”(《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瘪。 (3)“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进中举》) ——像你(范进)这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例(1)的“圉”，例(2)的“别”，例(3)的“抛”，是和“御”、“瘪”、“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们就充当了“御”、“瘪”、“泡”的假借字。 总之，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读音上看，都离不开音同或音近这条根本原则。如果在读音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字，那它们就不能假借。 怎样才能辨别假借字呢?大概离不开以下两种办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虑其读音。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根本讲不通，但从读音上却能与另外一个能讲通意思的字联系起来，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韩非子•五蠢》)这当中的“必”字如果解为“必须”，则根本讲不通。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里的“必”是“尽”的意思；那么有没有读“必”的音而又有“尽”的意思的字呢?有的。这就是“毕”字。所以“必”在这里就是“毕”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类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来辨别假借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立之塗，匠人不顾”的话。这个“塗”字不好解释，一查《康熙字典》就发现其中有“塗通途”一条，“涂”就是“途”的假借字，问题解决了。 由上述可知，我们掌握了假借规律和辨认假借字的方法，对我们讲授古典文学、阅读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语义是有很大帮助的。 总之，要对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正确地加以批判继承，就必须掌握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困难重重，“未及升堂，焉能人室?”(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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