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中官与政治的关系都有哪些？

第四章:官与政治 第四章:官与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什么是政治？就是政权治理之术。 高超群在《南风窗》发表文章：（06.6） 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象圣人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性的计算。这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伦理规范。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 其实，从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善良与否而改变。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利说出了政治的真相而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恼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也嘲笑了那种坚信“善恶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大多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人人只要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一定要牢记“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 作家林夕说： 政治上的事，大多数是拿不到前台来的。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政治。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想别人关心你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体现各方面利益关系，冲突的最高级别，会影响社会全局。政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 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杂文月刊》04.4）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杂文月刊》04.4）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 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 金志文在《读史有学问》一书中说：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象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 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对政治感兴趣。远离政治、厌恶政治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都不行。投机取巧可以学点毛皮，但做不到将政治与经济有机相结合，也不会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政治是纲，经济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当今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政治作用下的结果，没有政治的作用和进步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是策，经济是术，得其要领而昌；政治也可以是魔，助纣为虐则亡。 政治可以分解为大政治和小政治。大政治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如果红头文件学不好、看不懂、领会不透，做什么事情都不得要领。小政治就是各级领导的脸色。 怎么学好和掌握小政治？ 关键要掌握和出好两张牌。一是识别如何跟人、跟什么人，如何去跟人；二是如何用人，让人被自己所用。 如果政治是一张牌，哪面是阴面？哪面是阳面？是因人而事，还是因事而人？ 政治何止是一张牌的两个面，政治是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就是利益、利益就是政治，二者连笔画都一致，都是十七画。权大也罢，法大也罢，因人也罢，因事也罢，最后都要看谁的图章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权力和钱力。 搞经济的人万万不可不懂政治，摸不透政治走向和领导意图就不可能做好经济工作。所以精明的经营者不能光精明业务，还必须钻研政治，要把政治作为一门必修课。宏观上吃透政治的走向，微观上领会领导的意图。（杨建强《大红官臃） 在官场政治中，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为竞争的激烈和反复无常，而且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表现为奉承中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色彩，表现为对无权势者毫无同情心的公开凌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表现的习以为常。官场险恶，任何一句言差语错都会把祸事引向自身。 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己暴的丑行。（《经典杂文》06.2） 政治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只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评判是非和道德。在它的过程中，的确需要许多的牺牲品去祭奠。包括英雄，也包括罪犯。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思想家拉贝尔有一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政治家，没事的时候别轻易挑事，有事的时候也不能怕事。不敢面对群众，叫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是依靠群众成就事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名言。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 解决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字：拖。 在政治斗争中，不败就是胜利，不败就证明了强硬的实力和存在的价值。 官场上的很多陋习，如行贿受贿、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不会也不可能很快被割除，所以，没有自我修养的人最好不要从政。 政客：一切为我所用；用一切手段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深藏不露；用刀子杀了人，刀刃上依然明澈可鉴，笑容依旧、诚挚亲切。 政客绝对不为感情所左右，绝对不为人两肋插刀，绝对不允许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少；政客的语言只能选择着听。 官员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离政治都是很近的。并不是当官的才与政治有关。为什么对处以死刑的人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跟生命是同等的重要。 从政的人不要太圆滑，不要太世故，当然也不能太老实。太圆滑太世故了，就容易玩弄权术和使用心计，导致互相欺诈。太老实了也不行，必须学得聪明一些，否则容易受骗。 实事求是的说，野心家在中国确实有很深的渊源。 在中国，“野心家”是最容易被人用来整人的罪名。因为野心家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的是某种权力，直接威胁的也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因此，野心家便是权力拥有这，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心头之大患。在权力场上，谁想扳倒自己的对手，说他贪赃枉法、贪图女色都没有用，而说他是个野心家，却是立马见效。因此，“野心家”又是官场中人最惟恐避之不及的罪名。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野心的和没有野心的，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野心家”这个称谓。 “野心家”这个称谓，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底蕴，都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野心家”这个称谓常常与“觊觎”二字为伴。通过词典可以知道，“觊觎”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的意思。总说“觊觎”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是野心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希望或者企图获得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之于一般人，都在“非分”之列。所谓的“野心家”，其实也就被解释为对于权力地位有“非分”的希望与企图的人了。然而，既有“非分”，也就必有“本份”，这个本分则是特定的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继承人。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逻辑，有最高权力的，就有最大的利益。于是，这最高权力，也就成了权力场中最具有诱惑力也最使人想入非非的东西。“野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 因为“非分”而被称为野心家，也因为“非分”，想使野心得逞就得玩弄非常手段，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阴谋。总之，大凡被称为野心家的，又往往被称为阴谋家——不采取非常手段，那“非分”永远都成不了“本分”。（《杂文月刊》06.9） 第四章:官与政治__关于官僚政治 关于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 王亚南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一方面来看的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既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既当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所以历代严厉惩治贪脏的法令并不能阻止王朝的灭亡。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否则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的保护，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从政治结构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作为官僚政治的对立物或否定而出现的，但是，中产阶级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 以上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意义，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的分权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尽可能行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不如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孙越生的《再版序言》） 王亚南在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说： 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的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 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够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委。。。。。。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用。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也是存在的。 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是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 一是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是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僚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是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说，在一切大机构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 那是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呢？ 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伴随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在它下面，被看作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还不会当作它的对立物而成长起来；同时，被看作贵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也不会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根本受到否定。是所谓官僚，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主要是由贵族充当官吏，就是在市民阶级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形态下，许许多多的上级官吏也还是贵族出身。可是，同是贵族，他们的性质会因所处的社会不同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同而大异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大贵族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变成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这种政治权力的推移和变化，在它后面，存在着一种社会经济实质的转变。 被看作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混合着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它的特点应该从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中国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大体照应着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形质上的改变，从国外、晚近更从德美诸国新官僚体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把原来的传统形态复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会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中： 一是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是贯彻澈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封建官僚起初不过是封建贵族技术上的助手，帮助封建贵族剥削农奴式的农民，组织榨取农民血汗的封建机关，并使这机关巩固和成为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来重新划分阶级。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一般的不巩固，是越来越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这些培养起来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专制政体实行的准备条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制政体实现的推动力。秦得“策士”、“处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统大业，实现专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余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的转移。 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那当然也是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社会同时存在有各种各色的社会文化事象和制度。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面的政治事象或其体制，往往总容易而且必然会变得突出，这是旧历史家们用政治史来代表人类文化史的一大原因。但政治现象或政治体制虽然比较突出而显得重要，却不能无视其他社会事象和制度的作用，因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狭窄性来；反之，如其他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和体制，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 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和父权是相互为用的。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人民对于法有所认识，有了习惯和素养，对于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对于任意蹂躏人权，任意剥削榨取人民的专制官僚政体就将成为一个阻碍。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的，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于是， “人治”与“礼治”便代替了“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政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达不到的一切领域了。 总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在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朝乃至秦代就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 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矗 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这种经济形态的重心在工商业，但要以农奴解放，地主经济成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和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很多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矗 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特殊利益”。 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中国官僚阶层头上顶戴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使他们在某些场合表现为被支配者，而所谓在帝王的神圣权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则又不但表示他们对帝王间存在有极大的距离，并还显得他们与一般人民是无差别权力的一体。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假托圣人之言，制作律令，帮助大皇帝把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的小皇帝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作为一个社会的支配阶级来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在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活动或其活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使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助帝王维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推行，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达到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二是如何使各方面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是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的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愿望参加那种统治。 一切官制的创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权谋术数的结果。于是看似复杂的官制体系，就在无形中贯注有上述三大要求。 官制包括三个门类： 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一种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二是官吏权责的划分。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三是官吏的任用。这在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浑财，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续存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续存问题，自始就与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朝代交替与治乱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辨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实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矗 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西方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现实相同的转化历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者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 吴宗国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论述说：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深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三是官僚。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封建贵族政治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当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西汉初年，地方郡国并行，中央则是以功臣列侯为相。一直到汉武帝元蒴五年前，担任丞相仍然是由功臣子弟袭任的列侯的特权。郡国并行表面上是吸取秦朝孤立、二世而亡的教训，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当时中央无力对全国实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列侯为相就是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掌政权。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豪强大族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代虽然属于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政务处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确立，吏的系统的建立，以及各种制度和法令的规范。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成为唐朝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宋朝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 从官僚本身来看，士大夫综合型官僚的形成和与这个群体血肉相连的士人家族的出现，其范围远远超出唐朝后期的举人层，而向着明朝绅士发展，从而使官僚政治建立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金 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从原始状态、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前代制度发展过程的浓缩。尽管就国家体制而言，元代始终还停留在以家臣政治为主要代表的阶段，但是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 元代制度对明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行省制度。汉、唐、宋一直未能跨越的地方三级制终于成为现实。 明朝，历来都是强调其皇权的强大、皇帝的专制独裁，其实，过分强调皇权的强大未必合乎明朝的实际。明朝的特点与其说是集权，不如说是分权，是中央决策群体的扩大、行政权的进一步增大和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宰相并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上。 清朝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满族以少数民族成为最刚统治者，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二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 决策立法的外庭化、制度化。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三是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四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治体制演进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历来都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庭机构出为外庭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演变的主要内容。其实，在政治体制演变中，政府职能的扩大，权力的分化和重组才是核心的内容。权力的分化和重组包括决策权由集中于皇帝手中到分层决策，决策和行政的分离，以及政务和事务从分离到重新结合几个方面。 行政主导在政治体制演变中始终起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任何政权的实际运行都离不开行政系统。而行政系统的变化又总是和行政事务的扩大分不开的。正是社会事务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各级政府行政职能的扩大和行政机构的变化。 君相、君臣、中央与地方、集团、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往往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动因。正是统治阶级内部以及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向什么方向变化或变成什么，那是受客观条件和政治制度本身内在的规律决定和影响的。 政治体制的调整，可分为环节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两大类。 新的事务需要调整原来的机构职权范围或者设立新的机构。这种调整职权范围不是每一个时期都能做到的，这受政治体制机制的制约，每一个部门的职能都是范围固定的，指南有限，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情就无权过问，也无法应付。 环节性调整最终会导致结构性调整。 政治制度调整过程之所以漫长，首先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都会受到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阻挠。各个利益集团，有的反对，有的支持。其次是传统思想的影响。 帝国政治决策的形成并不复杂，真正复杂多变的是君臣间及各种官署、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势争夺。 “选贤任能”在帝国各代都是政治信条，但什么是“贤能”，各代的看法以及相应的制度规划却大不一样。 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事实官僚制度又一大突出特征，非此不足以规范官员行为，不足以保证行政机器的运作。 对文书和档案利用程度，代表了官僚制度的发展水平，行政的书面化可以大大提高精密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文书的运行也就是指令、情报的流动。在错综复杂的信息网络中，所处的节点位置就是一种政治地位，文书的处理权力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中国早期的社会遗产——浓厚的专制官僚制因素和丰富深厚的古文化，通过战国时代社会分化推进，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这个分化对此后历史进程有很大影响。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行政”意义上的“官僚”，是严格依照法律工作的受训专业人员；秦汉的“文吏”就很近于这种定义。 通过官位进而占有财富、声望和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官场”本身就构成了孕育世家的摇篮。强大的官僚组织提供了一个比“乡里”更高级的政治角触空间——“官场”。在其中可以获得大得多的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乡里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以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这种政治地位决定一切，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垄断，使得依靠封建国家权力机构，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世族地主的出现成为可能。 “士大夫”兼有学者和官僚二重角色，“士林”与“官场”是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士林的动向必然随时对“官场”发生影响。 专制皇权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是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君相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省之间以及君主与宰相之间在国家政务的裁决和执行中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体制真正得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从国家政务的裁决到政务执行都有一套程序，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而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张健鹏和陈亚明合著的《圈子》一书中论述到：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在任何政治利益集团中，一、二、三号等主要人物都要保持一个微妙的权力格局的平衡。这其中，二把手的角色是很困难的：他要臣服于一把手的权威之下，还要充分显露自己的才干；太能干了遭忌，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容易被下边的人取而代之。 政治系统是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平衡格局。所谓的治乱循环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君与臣、文官势力与军队势力、中央与地方、决策机构与执行部门、仕途新进与元老重臣、世家与寒门、整个宦官政治集团与社会其他阶层。。。。。。全部是微妙的力量平衡。当一方的势力过于强大，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和平衡，就会引发局势的动荡；一些小的不均衡，会得到系统自身修复力量的修补，这是系统本身的生命力和弹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造反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古代政治的定位就是管理，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服务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察觉到某种危机或者想有所作为，是新政和变法的首要条件。实际上，每一个开国皇帝多少都会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变通，使新组建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时候，新皇帝的威望也比较高，又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时候的新政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而且往往都成为改朝换代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新和变，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从中受益者，也有要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地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会选择反对和抵抗，至少是消极的不合作。更要命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盘踞在政治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其既得利益基本上与其地位高度正相关，而他们的反对是所有改革碰到的第一困难。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来系统中的骨干力量，而改革派是少数，甚至是孤家寡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前，改革派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 因为受阻于原来的行政系统，自己很难有现成的队伍和班底，自己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被迫起用新生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想绕开那些象山头一样站立在前进途中的反对派——于是，大量的新人进入政治舞台。 因为改革变法的阻力很大，所以改革者所承担的压力巨大，决策者与新进者都特别想尽快做出成绩：决策者要以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是对的，新进者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大家都需要成绩来左右舆论和社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急功近利的心态难以避免。 因为急功近利，急于表现，所以情绪就会激进，措施会草率，动作会变形，失误会增加——受到反对和攻击会更多。 因为有许多新进者，所以政治经验不足，对官场的潜规则不熟悉，仅仅是一腔热血和大胆——而且新进者中的成分也比较复杂，有为理想而献身的，也有以改革之名求进身之实的。 在官场上混，只要不出大的错误和乱子，琢磨好皇帝和上级的心思，也好混。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 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者，无不需要一批人追随左右，以及同僚的鼎力相助。那么，人家为什么愿意追随你？眼前的实际利益无疑更能打动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自己的队伍和圈子，你要用理想号召人，还要用利益团结人。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政治大舞台上，纵然主角更换，舞台却依旧，背景与游戏规则也依旧。这个舞台背景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官场文化和潜规则，以及由不计其数的中下层官员组成的政治系统。在中国官场形成的一套基本的传统和制度，或者说就是一种基本的游戏规则。只要你登上这个舞台，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您就无法表演下去，这不是小层次的取得圈子、山头、派系，而是大格局下的规则、条件、基础，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其实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基本的势力集团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集团；以读书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小人集团；以乱世称雄的军功集团。 这是中国历史政治上基本的势力圈子格局。其中的文官集团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力量，他们大多是无名之辈，但共同组成了一张政治大网，维系着政治系统的运转。文官制度的演进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文官制度的正式出现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秦朝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不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做官的人要有一定的血统出身，秦汉以前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来自贵族子弟。除了贵族门第外，一般而言，应该是军功集团和财富集团，这是最容易与政治联姻的社会力量。但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而是选择了让读书人进入政治舞台。这种做法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官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借鉴了中国的发明。 这种政治制度，到汉武帝时期才逐渐定型和成熟。 门第社会的形成，促使掌握政权的士族成为了一个奇怪的新贵族集团。他们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者能力的高低。 科举制度的主观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为好多服务，客观上造成了政权对平民的开放。汉朝的推举制度，一度取得好的效果，但因为缺乏相对客观的标准，最终造成了新兴贵族门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唐朝的科举制度，让政治权力的大门向民间优秀人才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系统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是，千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这种做法也有这样的弊端：它进一步强调确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基本再无别的选择，使社会的精英人才全部进入政治机构为荣；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之外的阶层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权的机会。它的开放，是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它的封闭，是对整个社会多样性的封闭。它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却减少了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的可能性。 第四章:官与政治__关于官僚特征 关于官僚特征问题 啸天在《问人性》读后感中谈官僚特征：（杂文月刊06.7） 中国自从秦朝建立郡县制大一统的帝王集权专制社会，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官员的宝塔型体制。皇帝是最大的官，其他官员都是皇帝直接或者间接任命的。官员是整个社会运作的轴心，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官代表整个社会的一切，管理社会的一切；官的意志就是社会的意志，官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总之，一切都是官说了算。“官本位”体制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一代又一代官吏在这种体制中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口传身教，逐渐形成了官僚们独有的特色。 一是伪善。官僚们上自皇帝，下至县衙，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伪装自己。他们个个都会装出悲天怜人，都会满口仁义道德，冠冕堂皇地表白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都有让民众相信他会为众人的利益甘愿奉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自己一切的的本事；都会把自己包装成真理、正义的化身。 二是崇拜权力。有权不仅有理，还有金银财宝、荣华富贵，更可以把荣华富贵传给子孙后代。官僚们为了权力，可以低眉俯首，曲意逢迎，唯唯诺诺，仰人鼻息；可以出卖亲友，出卖人格，出卖自尊，出卖天良；可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可以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伤天害理，残害天良；可以杀父杀子，骨肉相残，相互猜疑。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内部都有过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官僚们永不满足自己的现状，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争取做更大的官。盖因越大的权力越能给他们带来得天独厚的既得利益。 三是言行分裂。官僚们大都有一套嘴皮子工夫；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巧舌如簧；但他真要做起事情来，却可以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对他来说，出尔反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四是自骄自贵。官帽不管是跑来的，还是买来的，只要戴上了，就马上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因为“官本位”社会 强烈地昭示人们：凡是官，必有高尚的道德，高深的学问，高超的才干。一代又一代的误传下来，不但所有的官吏都认为自己有才有德，连老百姓都真的误信他们是国家栋梁。所以，官僚们便理所当然地自骄自贵起来。于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真理，容不得别人批评；他做的事，即便被实践证明是犯罪，也要文过饰非，绝不认错，更谈不上认罪。在官僚们看来，他们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更重要。他们被自己的既得利益蒙昧了心窍，思想僵化而腐朽，顽固地相信自己对世间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而别人任何形式的建议、批评，都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 五是欺压百姓。官僚们都知道他们的权力是上司给的，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对其上司则奴颜媚膝、阿谀逢迎、俯首听命，甚或送上金钱、美女；而对百姓则横眉怒对、如狼似虎、肆虐一方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凭借老百姓奈何不得的官霸一方的权力，随意荼毒百姓而逍遥法外。 官僚的特征还有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夸耀政绩等等。 官场，是官僚们为保官、升官进行各种活动所形成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场所，它不仅充满了忠君意识，更充满了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相互欺诈、相互勾心斗角的黑暗虚伪之风。在官场混得越久，心灵变得越卑污黑暗，为人变得越奸诈狡猾，手段变得越残忍毒辣。 官僚做官，你有没有道德、学问、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后台；自古以来就有“朝中有人好做官”之说。凡做官者，寻找强大的后台是在官场生存的要务之一。凡是官僚都心知肚明，有了后台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为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鱼肉民膏、作威作福。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给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官员，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后台，还提供了间接的更高一级的后台。所以，官僚们视民意为粪土，把百姓当猪狗，因为老百姓奈何他们不得。 在官场，大官有自己的大山头，中官有自己的中山头，小官有自己的小山头，可谓有官必有山头。何谓山头？即官僚们以某官为核心结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建立山头目的何在？争权夺利，以保荣华富贵。在上为官者任命下属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人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以便自己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谁是自己的人？在上为官者心中自有标准：谁最会揣摩、意会、实践自己的心事，谁最敢为自己赴汤蹈火，忠心不二。在下为官者，为了能做更大的官，捞取更大的既得利益，不惜奴颜媚膝、卖身求荣、投其所好；自己的作为是否坑害了老百姓，是否有损做人的道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得到上司的青睐，上司的欢心、上司的信任。这是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所决定的。 官僚们从表面上看去，总是一团和气，谦让、互爱的脉脉温情。这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意在表明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忧国忧民的正义情怀，有廉洁奉公的为官操守。总之，官场上从来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因为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需要的是奴才，而奴才嫉恨竞争。 官场虽然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暗中却潜藏着激烈的勾心斗角。官僚们之所以治世无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官场勾心斗角，互相欺诈，争权夺势。因为官场上的幕后竞争毫无游戏规则，瞬息万变，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对付。官场上的这种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可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金钱纳贿、美女博欢；打小报告、诬陷告密；阿谀逢迎、投其所好；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这种竞争其实质就是：谁最会口蜜腹剑、最会耍阴谋、最会说谎、最大胆最狡猾最无耻，谁就最后获胜，而胜利者，就是正人君子，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 一个人只要做了官，他的思维方式，做人准则，以至言行举止都要与官场上的明暗两种活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官场是一个将官员心灵彻底染黑的大染缸。 第四章:官与政治__关于官僚主义问题 关于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摆样子、说空话，办事不求效率、不负责任，只讲形式主义。 在官僚主义思维方式笼罩下，身处或明或暗的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一般都具有“智商双重性”的特点。此为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品性之一。官僚主义的扭曲力量，已经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人格分裂。 在官僚眼中，过程就是目标，只求快活不求效率，唯上是从却又缺乏完整的理解，导致南辕北辙，越买力就离真正目标越远。（《经典杂文》06.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占斌在1988年所著的《政治发展与当代中国》一书中论述说： 官僚主义现象是人类社会的通玻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他还将官僚主义各种表现分成20种： 一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 二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 三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辩方向。 四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 五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 六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遇事推委，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 七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 八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学政治不成，钻技术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 九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暴十日寒。 十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十一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 十二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报表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 十三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 十四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十五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 十六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 十七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 十八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 十九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 二十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仅仅靠整顿思想作风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认为在好的基本制度下，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忽略了对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的分析和改革，而是靠整顿思想作风来反对官僚主义。结果表明，种种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时反而更加严重。 仅仅靠政治运动更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仅仅靠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痼疾，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些官僚主义用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公式：“老实等于正派，听话等于成熟，正派加成熟等于优秀”。 人这东西就是怪，当了官没有官架子，人们反而说你不象个当官的样子。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是很微妙的，人们常说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子。当官的样子就是官架子。 官僚主义用人，或倾向于重用亲戚、亲信，或根据一己之好恶来挑选干部，结果不免将权力交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 邓小平说：“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委，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脏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托夫勒说，永久性、等级性和劳动分工是官僚主义制度的三个明显特征，长期供职与忠诚、权威与驯服以及拍马屁是官僚主义制度的特产。 为什么官僚主义在中国特别难除？依然是邓小平说说得好：“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也谈"办公室定律" 矛盾定律一：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矛盾定律二：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 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目前还尚无药可医。 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对错定律：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升迁定律：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化装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就有多少。 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会说“不”。 承诺定律：承诺未必能够保证成功，但是没有承诺，也就没有成功。 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上，有人站在山下，虽然站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眼中看到的对方是同样大小的。 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拥有新的时间和生命了。 经费定律：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编制定律：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变动定律：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 晋升定律：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谎言定律：人非生而知之，说谎也一样，原因无非有四：大人教的、被领导吓的、利益驱使的、社会风气使然。 蓝斯登定律：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梯子的稳固，否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倒。 托利得定律：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彼得定律：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布尔克定律：如果官员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成功定律：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弗雷德定律：今天是威风凛凛，明天就可能威风扫地。 法兰克定律：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哈里定律：憎恨别人就象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 政客定律：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 诺尔斯定律：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游戏定律：赢家说说笑笑，输家高喊“发牌”。 能力定律：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哈里森的行动定律：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詹姆斯的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杰克逊的虚伪定律：如果别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 杰佛里的成功定律：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康威尔的组织定律：每个组织中都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该组织的底细，这个人应当被开除。 建设与破坏定律：交一个朋友，需要千言万语；和一个朋友断交，只需要三言两语。 第四章:官与政治__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关于权贵官僚资本主义 据《凤凰周刊》报道：（04.2）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2003年10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举行的改革论坛上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 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作为中国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中国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的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感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期的迷惘和苦恼：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等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吴敬链分析，中国经济走上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概率很高的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发干预力量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有许多“设租”的机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 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公共财产的问题。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中国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表现为： 一是裙带现象； 二是权力寻租； 三是“中转站现象”。中国的“权贵资本”在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在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有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 吴敬链主张彻底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他提出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尤为困难。吴敬链倡导的法治不是政府作为工具来治理老百姓的“法制”，而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治框架之下，都受法律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用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减少政府官员自由量裁空间，削弱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本钱，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暴利行业”除了先行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就是极度仰仗权力杠杆的垄断领域。即便是个傻瓜，只要拥有“关系资源”能够运动权力“批”到地、贷到款，想不当巨富都难。而除了“关系”比我硬者外，谁又能与我竞争呢？ 应当防止“公共权力”由于不受“公共”制约而导致的非“公共”化。一旦这种权力“非公共化”了，无论放还是管，都会失去公正。 学者吴思在《凤凰周刊》发表文章论述说：（05.5.5） 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已经不值得讨论，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吴敬链先生说，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很有见地。但这两个说法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的色彩比较浓重。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者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者“资本——官僚主义”。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然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者选拔制度重要，可见“权贵主义”不如“官僚主义”准确。但“官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是官僚说了算，官僚集团之上还有最高统治者。 也许“官家主义”更能说明问题。“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一是专门指皇帝；二是指官府，包括各级衙门；三是指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因而特别准确。这些含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因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做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官家直接指挥生产，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等等，似乎官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者赶超的一种尝试。 在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工商时代，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在资本家集团作为一个阶级当家作主而官家集团依然相当强大的条件下，官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迷。 社会阶层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加速分化的趋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由于社会分工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人们的业界内交往是最主要的社会交往阶层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在职业地位和社会心理上。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在计划经济中由政治因素进行定位的，其区别主要在政治上，阶层之间的经济差别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新的社会阶层其地位是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由经济因素进行定位的，政治因素弱化，经济因素突显，其地位差别主要在经济上。 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其内部，都已经分化为若干个等级。阶层的分化使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阶层私利如果出现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其危害就不容忽视了。 在所有的资源中，政治资源的含金量最高，因为政治资源的弹性最大，在各种博弈当中，可以合法地避免伤害。不仅如此，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导向作用。政治资源这种特性随时可以导致机会主义，形成对本团体内部都有利的表面均衡。 政治资源的好处有三：一是拥有政治资源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建立和制定新规则，在利益的驱动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边界，赋予权力的外延更随意的解释；二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掌握着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封锁信息、扭曲信息或信息利用上的时间差，可以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三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一般同时会得到制裁权，作为超脱于违规者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方，制裁者已经进入了一场利益的博弈，表面上看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制裁者的行动和裁决取决于受害人和违规者各自的“行动”。种种原因使得人们对政治资源格外重视，想方设法去得到政治资源。 我国的政治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在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机构、重大会议、政治信息等方面，边远地区、农村、小城镇所具有的政治资源远远低于中心地区、大城市，从全国来看，政治资源又高度集中在北京。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言。由于体制的制度惯性，政治资源的能量不可小视；政治资源的不足，会使地方革新能力受到限制，自主活动空间受限，进而使地方行为的合法性下降。 当今最大的腐败，不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贪了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庸才为政，败家子当家”的问题。 工作需要的干部上不来，不需要的人偏偏能进来。工作需要的人到不了位，那些不需要的人却占着重要的职位。什么叫腐败？这才是最大的腐败！用人失当的危害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然而这类腐败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亲情、友情和金钱都能够通过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起作用，腐蚀着干部队伍的机体。

本文地址：http://www.45fan.com/a/question/383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