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不学而术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中国学者为何“不学而术”？ ——兼谈“于丹现象” 肖鹰 在“求真悦学”的王国维为文化精神殉节之后80周年，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不学而术”而走红的于丹。80年的的岁月沉浮，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有如此变换？ 余英时认为，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标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换，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余英时还认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文化自身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边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80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审视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现象，可见8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及其品格的质变。 一、 王国维：“求真悦学”，“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今年是王国维自杀80周年。1927年6月2日，他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50岁。 王国维是开创20世纪中国新学的大师巨子，陈寅恪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王静安先生遗书》）陈寅恪此说，代表了包括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在内的现代学术大师对王国维的定评。他为什么会在盛年之际突然自杀？在遗书中，王国维只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告白自己绝命的原由，这等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为殉文化精神而死，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之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纪念碑文》） 我赞成陈寅恪此说。但要指出的是，王国维所要申张的“自由意志”，是“求真悦学”的意志。他认为，学术的本义是“求真”，而“求真”，不是为功利名义，而是“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追求“纯粹的知识”；要求真，必须“悦学”，而真“悦学”必须以“坚忍之意志，永久之注意”投身于学问。（《教育小言十则》）对于王国维，“求真悦学”既是人的本质所在，又是人生的至高快乐。他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 他又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之王之所能易者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好学”在中国文化中是由孔子开启的一个文化传统。孔子以“君子”为理想的人，而“君子”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好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学而》）孔子自已是实践“好学”精神的典范。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对于孔子，“学”就是追求以“仁”为核心的人生真谛，提高自己的心灵境界，使自己的人生具有高度的社会价值。他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就在于终生学习和实践“仁”的真义，他自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忱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予我如浮云。”（《述而》） 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是对孔子开启的“好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与孔子强调“学”以“仁”为核心的人生内含不同，王国维主张追求“纯粹的知识”，而且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他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而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对学术的自由独立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的真义，因此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然而，他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他说：“夫然，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矣？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至，固不足怪也。”（《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认为，“学”的真义就是独立自由的追求真理，而“艺”（术）是对真理的转化运用。“治学”是“求真”，而“治艺”是“求利”。所谓“视学为艺”，就是不以“求真”为学术的根本目的，而以学术为功利致用之术。对学术的取舍以功利为标准，其于学术所得必然是半途而废、似是而非的口耳之学。王国维悲叹：“学术之绝久矣。” 所谓“学术之绝”，是指以“求真悦学”为精神核心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对王国维之死，应当联系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学”的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命运来考察。王国维身历了余英时指出的文化边缘化的两个早期阶段（国学派的自我边缘化和“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但实际上以他天才巨子的敏感和预见，他已经预感了文化彻底边缘化的境遇。文化边缘化的实质，就是文化丧失了自身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被转化为获利致用的工具，因此，社会由鼓励“求真悦学”的精神相反，昌导并盛行“视学为术”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学者自身也沦为党派政权斗争的工具，丧失了独立性和学术自由。王国维晚年，其身就被夹在逊清小朝庭和国民政府的争斗中困苦挣扎。他既不能改变现实、看不到希望，又坚守他所推崇的屈原的“廉贞”的情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因此他唯有“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二、于丹：“不学而术”讲《论语》，“《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 在王国维死去80年以来，经历着现代化变革的中国社会不断改造和消除着传统的以人文理想为内含的“求真悦学”的学术精神，“视学为术”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学术观念。“视学为术”的学者，是没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意志的，相反自觉地将学术作为无独立价值的工具，用之为一己之利益服务。这就是余英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彻底边缘化的状态，“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求真悦学”精神的缺失和“视学为术”观念的盛行，形成了中国学术“学寡术繁”的畸形繁荣。就“术”而言，当代学者的“业绩”在王国维之上者数以万计；就“学”而言，当代学者的“建树”能望其项背者比晨星更寥落。“视学为术”的文化环境不仅使学者们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而且滋生了许多“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出版《形象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 三、冯友兰：诠释经典必须有“学识才”三长，普及经典，“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我们生活的当下时代，是物质欲望嚣张而精神人格被贬损的时代，也是传媒教导大众“愚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快速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技术启蒙之后，因为精神的匮乏和心灵的迷茫，亟需一场传统文化的精神再启蒙。“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这是孔子的自况，也是他为中华文化谛创的生命精神的最高体现。今天，中国文化需要再次注入这崇高的生命精神，使之成为我们拯救和再生文化精神的源泉，成为我们自我人格健全和维护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的精义储存在千百年来被历史选择、锤炼的文化经典中。向民众普及经典，是人文学者应尽的职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经典的意义，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用金圣叹的话说，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因此，普及经典，首先要通晓经典、尊重经典，使自己的心灵与经典的精神相通。限于民众的接受能力和兴趣，普及经典需要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和生动感人，但同时不能肢解其思想、损伤其精义。所以，普及经典殊非等闲易事。 冯友兰在1947年写了一部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通俗入门教材《中国哲学简史》，此书简明精妙之至是此类读物难得的经典之作。冯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冯先生此说，不仅指出了做经典普及之不易，也申明了做经典普及应尽之职责。这是告诫我们，非有“才学识”三长不能胜任此事业。 今天，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一批“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正在致力于将中华文化推向全面低俗化发展。面对这样的趋势，要为中华文化保持精神的品质和尊严，一方面非有一批信守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的人文学者做艰辛耕耘不可；另一方面也必须有一批遵从冯友兰的“学识才三长”之告诫的人文学者参与经典普及的事业。这实为中国文化振兴的希望之所在，是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应尽之责！

本文地址：http://www.45fan.com/a/question/427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