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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萧统《文逊“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诗。它们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逊，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59首（《诗品·古诗》），但今存仅30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在梁、陈时，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引起疑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诗品》)大约由于“疑莫能明”，萧统《文逊把所选19首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徐陵《玉台新咏》却又把其中的8首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在大体肯定“古诗”为汉代作品的同时，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魏初曹植、王粲的作品，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明人王世贞就猜测其中“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艺苑卮言》)。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2世纪的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取得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路，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监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已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徐□《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无成，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之情，突出地表现了当时中下层士子的不满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真实地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抒发仕途碰壁后产生的人生苦闷和厌世情绪,是《古诗十九首》中游子诗的共同主题思想。这类诗普遍写到人生寄世，如同行客，寿命短促，而穷贱坎坷。由此引出的不同处世态度，则构成各诗的具体主题。“青青陵上柏”劝人安贫达观,知足行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不必羡慕王侯权贵穷奢极欲的生活；“今日良宴会”则反语嘲弄，劝人钻营要职,攫取高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常苦辛”；“西北有高楼”感慨世无知音;“明月皎夜光”怨恨不讲交情;“回车驾言迈”讽劝珍惜荣名;“去者日以疏”悲哀死不得归;而“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直截了当宣扬及时享乐：“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些诗毫无壮志豪情，诗中主人公们地位卑贱而热衷功名，羡慕富贵。他们追求功名富贵的热望破灭了，变得心灰意懒，厌世弃仕。他们的达观、嬉笑、哀鸣、怨愤，甚至颓废放荡，实则都是在政治上失望至于绝望的种种病态心理的表露。
《古诗十九首》中抒写离别相思的诗，大多是思妇闺怨，但也有游子乡愁。这类诗的共同主题思想是表达离恨之苦，希望夫妻团聚，怨恨虚度青春。由于作者们取材和侧重点不同，因而诸诗各有具体主题。“行行重行行”写一个思妇因丈夫久出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青青河畔草”写一个娼女出身的思妇春怨：“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冉冉孤生竹”写一个新婚离别的思妇怨伤青春蹉跎：“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凛凛岁云暮”通过思妇深秋夜梦，渲染夫妻欢会的渴望；“孟冬寒气至”用思妇珍藏丈夫家书的细节来突出她的忠贞；“客从远方来”描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充满爱情的喜悦；“明月何皎皎”以思妇闺中望月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星故事，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而“涉江采芙蓉”则以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这些诗，实质上是祈求社会安定，家室团聚，能过正常的恩爱夫妻生活。然而由于政治混乱，社会不安，这样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而这些诗都流露着浓厚的感伤情调，蕴含着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刻不满。
《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比较狭窄，情调也比较低沉，但艺术成就相当突出。作者们大抵属于中下层文士，熟悉本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在“古诗”中得到广泛运用。有的作品还在题材、语言、意境等方面,表现出《诗经》的影响。如“迢迢牵牛星”，写织女星“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发展了《诗经·大东》“□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想象;“明月皎夜光”中“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的比兴,提炼《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等语而成;“东城高且长”中“《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的感慨，更直接引用《诗经》作品。而“涉江采芙蓉”则显然受到《楚辞·九歌》的影响和启发。但“古诗”与乐府民歌的关系最为密切，其间并无鸿沟。“古诗”形式原是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许多作品留有乐府四句一解的痕迹。有的“古诗”作品本属乐府歌辞，如“生年不满百”来自乐府《西门行》古辞。不少“古诗”作品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行行重行行”回环复沓，排比重叠；“青青陵上柏”晓喻通俗；“迢迢牵牛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客从远方来”用双关隐语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抒情诗都采取叙事方式倾诉衷情，运用比兴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强了民歌情趣。但“古诗”的形式、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
刘勰概括“古诗”的艺术特色是，“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以《古诗十九首》而言,它把深入浅出的精心构思，富于形象的比兴手法,情景交融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一炉,形成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游子诗多属感兴之作，寓有哲理，意蕴深长，耐人寻味；而思妇诗意在动人，所以形象鲜明，感情含蓄。前一类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景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截指责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后一类如“行行重行行”通篇倾诉别离相思之苦，似乎脱口而出，信口絮叨，实则从追叙远别到强作自慰，随感情发展，波澜起伏，结构精致，衔接自然，而以直白为主,穿插比兴,语言精练，形象明快，确是“古诗”独特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他如“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篇也都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比较起来，“古诗”中思妇诗更能代表“古诗”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在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东汉后期无名氏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歌从以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以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成熟。无名氏诗人们所反映的中下层士子的苦闷和愿望，在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他们所创造的独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适合于表现感伤苦闷情绪，为后世封建文人所喜爱和模仿。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梁代已获高度评价，刘勰推崇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学习、摹拟、继承发展“古诗”手法、风格的诗歌创作，始终不绝如缕，可见其影响甚为深远。
《古诗十九首》以外也还有一些无名氏五言诗，被称为“古诗”，与《古诗十九首》并传至今，如《梁鼓角横吹曲·紫骝马》歌词所截取的“十五从军征”一首，《乐府诗集》卷二十五引《古今乐录》说：“‘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诗”。又如“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等诗，《玉台新咏》、《艺文类聚》等书也称为“古诗”，风格亦与《古诗十九首》相近。
《古诗十九首》除《文逊注而外，还有今人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
苏李诗返回目录
托名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10多首。其中李陵《与苏武三首》、苏武诗四首最早见于《文逊“杂诗”类，列次《古诗十九首》之后，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此外散见于《古文苑》、《艺文类聚》及《初学记》等书。“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王士□《渔洋诗话》），大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感伤人生，情调凄怨，是一些艺术相当成熟、形式较为完整的五言古诗。如：“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不得辞”等句，都很著名,六朝隋唐以来广泛传诵。钟嵘《诗品》评李陵诗为上品，《文逊择优选录，杜甫也说“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十二首》）。但这批诗在六朝已被疑为拟作或赝品。南朝宋颜延之认为“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太平御览》卷586引《庭诰》)。刘勰则据汉成帝诏命刘向校录歌诗三百余篇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指出“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文心雕龙·明诗》）。此后，自北宋苏轼至近代许多学者，从苏武、李陵事迹、诗中地域、避讳以及诗的风格等不同方面论证其伪，当可成为定案。
“苏李诗”大体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无名氏作品，约为《古诗十九首》同时前后的产物，也被视作五言诗成熟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它的成就稍逊于《古诗十九首》，还由于六朝拟作风行，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六朝人的拟作。近人梁启超据刘勰、钟嵘的评论只提李陵而不及苏武，怀疑“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拟苏武的那几首”是“魏晋间作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这就是说，今存“苏李诗”中可能杂有六朝人的拟作，同时也反映出它在六朝拥有五言诗典范的地位，影响深广。
《孔雀东南飞》返回目录
汉代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最早见于徐陵《玉台新咏》，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载诗及序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称“古辞”，并说“不知谁氏之所作也”。近人则多取本诗首句拟题，作《孔雀东南飞》。它大致创作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是当时人据庐江郡（今属安徽）实有其事的一个婚姻悲剧写成的，后来在民间口头流传。由于原作失题，作者佚名，因而录诗的《玉台新咏》称之“古诗”，《乐府诗集》则以为“古辞”。至于近人或疑此诗为南朝作品，是把全诗在后来流传中民间集体加工润色的成分割裂出来，用作证据，故不足信。
这首叙事诗共 350多句，1700多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刘兰芝是个平民家女子，17岁嫁给焦仲卿为妻。焦仲卿是个衰落了的大家子弟，在太守府充任小吏。他们结婚3年,夫妻恩爱，相誓“黄泉共为友”，但仲卿的母亲不忘自家是“仕宦于台阁”的大家，歧视兰芝“人贱”，嫌她“无礼节”,“自专由”,蓄意为儿子另攀“东家”，逼迫仲卿出妻。兰芝被遣回娘家后，在兄长的逼迫下答应再嫁而暗自决定以身殉情。在新婚之夜，兰芝赴水自尽；随后仲卿也自缢身亡。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争，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作者描述上述悲剧后，又添以浪漫的结尾,在枝叶相通的墓木上栖落一对鸳鸯鸟,夜夜相鸣到天明，仿佛告诫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诗的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和主要人物焦母、刘兄及刘母，都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焦、刘两家是封建社会下层的两个类型的家庭。焦家是从上层衰落下来的。焦母是破落大家的婆母形象，顽固、专横，一心指望儿子重振家门，满腔怨气都对儿媳发泄。刘家则本属地位低下的平民家。刘母是小家良母的形象，夫死从子，能谅解同情女儿的委屈和不幸。刘兄则是庸碌的小民，居一家之主，为生计烦恼。只看门第荣禄，无视胞妹的婚姻幸福，有世俗习气，实无害妹之心。这样两个家庭构成了主人公仲卿、兰芝的生活环境，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具体原因。仲卿和兰芝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各自家庭的影响。仲卿守礼尽孝，性格懦弱。兰芝勤劳善良，温柔体贴，忍受折磨，顾全礼节。他们追求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幸福。仲卿自知“儿已薄禄相”，不求高官厚禄,而满足于“幸复得此妇”,不愿失掉这幸而娶得的贤慧美丽的妻子。兰芝也“感君区区怀”，忠于爱情，不羡富贵，懂得“同是被逼迫”，矢志以死维护自己的幸福。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悲剧遭遇，体现着封建统治下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和反抗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几个人物形象，是这首诗突出的艺术成就。
从汉末到南朝，《孔雀东南飞》在民间口头传唱中经过不断地加工润色，汲收了丰富的民歌叙事艺术手法和技巧，使它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它是整齐的五言诗，而通篇运用精练的口语，适于歌唱，便于描述，表达灵活。全诗以兰芝的婚姻遭遇为主，描述了从焦母逼归到兰芝被迫再嫁而自尽的悲剧发展过程，故事完整，剪裁精当，冲突尖锐，情节动人。诗中“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逊）。作者善于以富于个性特点的人物对话开展情节，同时又在冲突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对次要人物如媒人、太守，次要情节如兰芝告别小姑、太守家筹备婚礼等，描述也有简有繁，都起着表现主题思想、衬托主要人物、渲染悲剧气氛的作用。全诗基本上是依照生活本来面貌作如实的描述，但也采用了民歌常用的铺叙和比兴手法，如写兰芝辞别焦家时的服饰仪容、太守家显示富贵的豪华婚礼置备，以及篇末的鸳鸯鸟相鸣等，都不仅起着衬托、渲染作用，更增强了浓郁的民歌色彩。
千百年来，《孔雀东南飞》始终为人民喜爱，传诵不衰。到五四时期,更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以揭露、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它也被某些封建文人曲解成写义夫节妇，“作节烈诗辄拟其体，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费锡璜《汉诗说》）。可见它的影响十分深远。
秦刻石返回目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时,臣下歌颂其功德,镌刻于山石之上的文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和会稽刻石七处（见彩图秦代琅邪台刻石（拓片））。其字体皆为小篆，传为出自李斯之手。原石大都湮没不存，琅琊台刻石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文辞已残，仅存二世诏书一段；泰山刻石仅存数字；会稽刻石至少在南朝时尚存，《南史》中有记载。这7篇刻石文，有6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峄山刻石文《史记》不载，但有五代时南唐徐铉的摹本传世，《古文苑》亦载其文。其余刻石文大多亦有摹拓本传世，其中如会稽刻石摹本，文字尚有几处与《史记》所载不同。
秦刻石的内容主要是颂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以及统一后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效果，虽多溢美之词，但可以从中看到秦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化及历史作用。如《琅琊台刻石文》，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东到琅琊台（今山东胶南县）时所作。通篇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作了全面的颂扬,其中如“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叙述，可以与史籍相印证，反映了统一封建帝国的新气象。
秦刻石是《诗经》“雅”、“颂”歌功颂德传统的延续，但在形式上较之颂诗更加注意形制的整齐，基本是四言韵文；语言上又缺乏“雅”诗的清丽隽永，而是刻板典重，重叠堆砌。除琅琊台刻石为双句押韵外，其余均为三句一韵,这是秦刻石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对后世文学作品有一定影响。象唐代岑参的《走马川行》、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等都为三句一韵。
秦刻石是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也有一定的影响。
《淮南子》返回目录
西汉初年杂家著作。汉淮南王刘安与门客集体编著。《汉书·刘安传》称“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聘，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21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 8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外书》、《中篇》已佚，《内篇》21卷，即今存《淮南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列为杂家，历代无异说。不过综观全书，其中虽然夹杂一些孔丘、墨翟、申不害、韩非的思想，但正如高诱所说：“其旨近老子，澹泊无为，蹈虚守静”（《淮南鸿烈解序》），是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继续。
由于《淮南子》出于众手，材料来源亦颇庞杂，多是旧有材料的重新组合,其文体与《吕氏春秋》相近,但其中保存了中国不少古代神话传说和史料。其中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夏禹治水等，或仅见于本书，或可与他书参证，都常为研究者所引用。
《淮南子》本名《鸿烈》，经西汉刘向校定后称《淮南》，《隋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通行本甚多，以清代庄逵吉校本较为精善。有东汉高诱注，今存；许慎注，有辑本。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辑集高、许旧注，并吸收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补正。
《史记》返回目录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汉司马迁著。它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和历史传记文学,为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史记》的体制结构中国的史官设置极早，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事方法和尊重事实的优良传统。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适应历史的发展并有重大创造的历史文学著作。他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要求出发，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而加以综合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形成严谨完整的体系，完成了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纪传体”的创造，从而达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目的。明代正德刻本《史记》
本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史记》的十二本纪写从黄帝到汉武帝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秦本纪》）、《项羽本纪》稍有不同）。司马迁是把历代帝王作为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来加以论述的，同时又以他们的前后继承关系来显示历史的发展，用以统率整个历史的论述。
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中的“十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种。它们是按朝代的顺序，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再分别按世代、年、月写成简明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中的“书”是对当时社会重要的典章制度的专门论述，它们分别叙述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星象(《天官书》)、宗教（《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它们与后世的专门学科发展史有相似之处。
世家《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记索隐》说：“世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除《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外，所记叙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其用意与“本纪”有相近之处。
列传《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作列传的宗旨是使那些品行高洁和有功于天下的人能得以传名于后世。但《史记索隐》解释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显然是把司马迁立传的范围缩小了。司马迁所记之人和事，都不限于人臣。除《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是叙述当时中国境内非汉族君长和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外，大多数列传记叙的人物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有贵族、官吏、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
列传根据其叙述人物的方式又可分成 4种类型：①专传，即一个人一篇传记，如《魏公子列传》；②合传，即两个人以上合写成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③附传，在一个人传记之后，附带叙述与之有关或事迹相近人的传记，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主要是叙述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的事迹，中间插入了灌夫的传记；④类传，把同类的人物写入同一传记中，如《酷吏列传》。
《史记》五种体裁的名目，不完全出自司马迁的创造。但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却是司马迁的独创，是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也正因为这样，《史记》成为封建时代各朝编纂历史的范本，宋郑樵说：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序》）。这评价是颇为公允的。
《史记》的思想内容《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由于它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自从它在社会上流传以来，人们一直誉之为“实录”，称赞作者“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史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鲁迅所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当地指出《史记》这一特点。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气氛影响下，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思想。他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同意董仲舒对《春秋》的一些看法，把《春秋》看成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如把孔子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等同，并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为了说明孔子学派的传授，又作《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司马迁十分钦佩孔子的为人，他把自己写作的《史记》，看成是第二部《春秋》，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但司马迁与董仲舒并不一样，他没有过分神化孔子，不完全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其父司马谈的影响下,他同时接受了先秦其他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道家。他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尤其是由于他本人因李陵案的牵累，受到汉武帝的迫害，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增加了他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这正是构成《史记》进步思想内容的根源，也是使《史记》在众多的封建正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进步的思想内容，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讽刺和揭露上。作者在《高祖本纪》中不仅突出了有关刘邦的许多神异的传说，正面描写了刘邦作为创业之君的豁达大度、坚韧不拔、善于用人等等许多长处；而且也正面点明了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通过表面上颂扬而实际上讽刺的手法来揭露刘邦的虚伪狡诈的一面。如对使他免去对太公行家人父子礼的太公家令，刘邦私心是感激的，故“赐金五百斤”。后来在未央宫建成的宴会上，在诸侯大臣们面前，刘“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这样描写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限于本纪体例要求，以及为避免统治者的迫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揭露，只能采用较为含蓄的方式，而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叙述中，对刘邦的揭露则是相当显露。在《项羽本纪》中，通过项羽与刘邦对比的描写，着重揭露了刘邦在秦末群雄角逐中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更通过具体事实着重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功业成就之后诛杀功臣的罪行。对于汉武帝，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有《今上本纪》，而现传本《史记》的《孝武（即“今上”）本纪》非司马迁原作，因此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写汉武帝的。但作者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迷信方士，企图求取长生不老之术，虽屡次被骗，但他始终不觉悟；《平准书》写汉武帝对外用兵和奢侈浪费，消耗了汉兴以来大量积累，而又把这负担转嫁于人民。司马迁还通过《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的对比，表达了他对汉武帝暴力统治的悲愤和厌恶。作者在《循吏列传》中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写孙叔敖、郑子产等 5人，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其中除郅都是景帝时人外，其余 9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此外，《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是写汉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暴虐的本性。
《史记》中还描写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就在《酷吏列传》中，在叙述了这群酷吏的“以恶为治”之后，作者描写了各地民变蜂起的形势，无疑的是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他的同情是在被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这一边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把陈涉、项羽分别置于世家、本纪中，使之与诸侯、帝王地位等同。在《陈涉世家》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他们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情形，并称赞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充分肯定了陈涉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虽然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全篇的基调仍然是歌颂，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是非观念。荆轲刺秦王 汉代石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下层人物，并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朱家、郭解等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侠义行为，和“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寄托了封建社会中人民期望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人（高渐离附荆轲传后，不计在内），他们的行为动机虽杂有狭隘的个人恩怨，但其主线仍旧是反抗暴政。特别是荆轲，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为反抗强秦的那种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滑稽列传》所写的是专替君主侯王消愁解闷的为人所贱视的人物。司马迁不仅为他们立传，而且肯定了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和别致的方式对统治者荒淫奢侈、不恤人力、不爱惜人才所起的力所能及的抑制作用。
《史记》还写了一系列爱国的英雄人物。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为了维护楚国而联齐抗秦所作的努力，对于屈原犯颜直谏、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对于屈原虽身遭放逐仍不忘怀国安危、至死也不肯离开故国的爱国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说屈原的行为和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既塑造了蔺相如这样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在强暴者面前勇敢机智地维护国家安全荣誉的爱国英雄形象，又塑造了廉颇这样的率直豪迈、勇于改过、深明大义的爱国老将形象。他们的事迹一直在我国人民中间传为美谈。《李将军列传》是《史记》的名篇。“飞将军”李广，是司马迁同时代人，他曾亲见过李广,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以敬佩的感情为这位勇敢机智、体恤士兵的爱国英雄立传，作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了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屡立战功,却一再受到压抑和排挤,最后不得不被迫“引刀自刭”的具体经过。这既有对李广的深厚的同情，也寄托了作者不幸遭遇的感慨。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中的表和书，有着一定的科学性，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本纪、世家和列传却是它的主要部分，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典范。作者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再现了一幅幅巨大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富于时代特征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爱憎感情，做到了“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的真实的前提下，写出如此众多的形象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首先得力于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留侯世家》中提到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在写一个人物传记时,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罗列上去,而是要选择那些足以表现这个人物特点的重要的、有代表意义的言和行。留侯张良是古人所谓兴汉三杰之一，刘邦说他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平时与刘邦谈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写他的传记只能写与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才能突出张良的特点及其在创建汉王朝的重大作用。项羽是摧毁秦朝暴力统治的中心人物,司马迁从本纪的要求出发,在《项羽本纪》中除了勾勒出秦末、楚汉之间的历史发展的轮廓外，主要的是集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突出了项羽的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形象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他个人的缺点、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作者只在篇末评语中简要点明。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使《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又突出了他们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了完整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还尽力避免一般的梗概的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以突出人物的特点，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作者围绕着信陵君救赵存魏这一主要事件,亲切地在一篇传记中使用了147次“公子”一词,生动地叙述了信陵君怎样不顾当时的等级观念，与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叙述，突出了他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也正确地表现了信陵君在游士、门客的帮助下，得以抵制秦国侵略、救赵存魏、使诸侯振奋的历史作用。在描写人物的活动时，司马迁还十分着力于写人物的行动，通过不同人物的形体动作来显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如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绘声绘影地描写了信陵君自迎侯生的情景，交替出现“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的神情，和侯生始终审视公子的目光以及市人、从骑者、宾客的反映，仿佛置人们于剧场观看戏剧演出。
司马迁还采用描写人物的生活琐事，以表现人物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如《酷吏列传》中以张汤幼年时审盗肉之鼠的一段琐事作为传记的开头，生动形象，对张汤冷酷暴虐的性格有着极强的渲染作用。再如《万石张叔列传》连用了石建奏事误书马字、石庆以策数马等细节描写，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万石君一家父子五人的拘谨性格和惶恐心理。他如《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宰分肉甚均，《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仓鼠的感叹，《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之辱，都是以琐事写人物性格特征的生动例子。
描写紧张斗争的场面，让人物在具体矛盾斗争的冲突中，各自表现他们的优点和弱点，这是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连续写了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一系列紧张斗争的场面，使项羽的形象更加丰满。特别是垓下之战，写项羽在汉军数重包围之中，慷慨别姬，溃围、斩将、刈旗、□目叱汉将、以头赠故人，虽然形势危殆，仍然那样豪迈而从容。这些激烈场面的描写，成功地展现了一位末路英雄的悲壮形象，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描写，也是运用紧张场面表现人物性格的很好的例子。
《史记》的语言也有着极大的特色。首先是作者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项羽、刘邦都曾观看过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并都为此发出了慨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作者正是通过两个人感叹的不同语气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性格：前者咄咄逼人，表现了项羽的强悍和豪爽；后者委婉曲折，突出了刘邦老练和深沉。《张丞相列传》中，作者用“期期”二字，表现了周昌在口吃和盛怒的情况下犯颜直谏的神情。利用人物间的对话，也能很好地突出人物的不同身分和性格。《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一节，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精彩篇章，确有着“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容斋随笔·五笔》卷五）的强烈效果。其次，《史记》的叙述语言也有口语化的特点。它与贾谊、晁错的政论文不同，很少有排偶的句式，也不以文字整齐富赡见长，形成一种简洁精炼、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也常有一些作者发表议论、抒写感慨的文字，但这些文字都不脱离人物生平的叙述，加之笔端饱含着作者的深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不仅有助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开创了“太史公曰”这一史论的方式。它们或写人物的传闻轶事，或订正史实的讹误，或抒写作者的感想，夹叙夹议,不拘一格,有的含蓄蕴藉,有的流畅明快,是人物传记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人物传记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迁在人物传记的叙述和评论中采用民歌、谣谚和俗语，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骨肉相残。《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来赞扬李广的品格和人们对他的敬仰。
《史记》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历代的史学家和散文家都十分推崇，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起，历代古文家或散文家在反对繁缛或艰涩的文风时，都是以《史记》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在具体写作方法、文章风格上，唐宋以后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史记》传记文对中国后世小说、戏剧创作也有明显影响。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魏晋的志怪、轶事小说，唐以后的传奇，一直到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的写鬼狐花妖，有的虽然写人，但并非写历史，但在体裁形式方面，它们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史记》形制中脱化而来。至于《史记》历史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不仅为文言小说,也为宋元以后兴起的通俗白话小说所吸收和发展，对形成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起着积极作用。后世的许多小说或戏剧还直接把《史记》人物传记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素材而进行再创造，其中有不少还活在戏曲、曲艺的舞台上，为人们所喜爱。
《史记》的增补及注本《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家”，称之为“太史公”，亦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是《史记》的原名。西汉时也有“史记”一词，司马迁本人亦多次使用过，但在当时为史籍的通称，非专指司马迁之所著书。魏晋间始有以《史记》专指“太史公书”者，至《隋书·经籍志》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专名，相沿至今。宋代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史记集解》
汉宣帝以后，《史记》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并很快得到当时文士的重视。许多人因为《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就继续搜集太初以后的史料,对《史记》进行增补,文多亡佚,唯元帝、成帝之间的褚少孙所作的增补尚有一些保存于今本《史记》中，如《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皆于传末附有“褚先生曰”一大段文字，补充了不少史事，尤以《滑稽列传》中补西门豹惩治为河伯娶妇的女巫一段最为著名。
《史记》在流传中也有散失，到了班固作《汉书》时,已发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三国魏张晏认为所缺的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对张晏的说法多不同意。今传本《史记》各篇均在，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是司马迁原作，当是事实，但除少数篇章或段落可以确切指出外，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纾
《史记》流传后，从东汉起就有人为之作注，现有最早最完整的旧注有南朝宋裴□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到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下，合成一编，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史记》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黄善夫本。通行本最完善的是清代张文虎刊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即以此本为底本。标点本对《史记》原文连同三家注一同标点，并作了校勘。
关于《史记》的研究著作，有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日本□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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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政论文集。原为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此书。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详。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学60余人到长安，“问以民所疾苦”(《汉书·食货志》)，并让他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这就是西汉时有名的盐铁会议。至宣帝时，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文献,进行加工和概括,“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传赞》），成《盐铁论》60篇。
《盐铁论》内容涉及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面貌，是研究西汉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形式上它借鉴了汉赋主客问答的方式,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御史、大夫等为另一方，进行辩论，双方互相诘难，使论点不断深化。从文体上说,它是汉赋的一种变体,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创新意义。在辩论过程中,有从容细致的说理,有以尖锐激烈的言词批驳对方，有用生动的比喻和具体事例以增加论点的说服力，给人以深刻印象。《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自宋以来历代皆有刊本，较通行的有清张敦仁考证本、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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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记述前代史实、传闻的著作。作者韩婴，生卒年不详。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武帝时曾与大儒辩论于朝廷。他是汉初传《诗》三家之一的《韩诗》创始人，也授《易》，传授地区主要在燕、赵间。据《汉书·艺文志》载，其著作有《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及《韩氏易》等。但今存仅《韩诗外传》10卷，紊乱脱落，已非原本。其佚文散见《文逊李善注及唐、宋类书。
韩婴说《诗》主要是借《诗》发挥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多述孔子轶闻、诸子杂说和春秋故事，引《诗》以证事,并非述事以明《诗》。在汉代,《韩诗》即以《内传》、《外传》著称。《史记·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韩婴作《诗》传，“或榷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褒贬不同,但都说明《韩诗》著力于传,而非训诂。《外传》的思想，大致以荀子思想为主，反复强调隆礼重法，尊士养民,也间采孟子及韩非有关言论。全书榷荀子》文多达44条,因而从宋代王应麟至清代汪中、严可均等学者都认为《韩诗》出于荀子，是“荀卿子之别子”（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而书中引《荀子·非十二子》文，则删除子思、孟子，也可见其不薄孟子，有所折中。
《外传》说《诗》，都是断章取义，触类引伸，与《诗》本意相径庭,使诗句成为一种比喻,借以牵强附会叙事说理。其文章体制大多先叙事或议论,篇末引《诗》一两句以证明。而同一两句诗，往往有两则以上的事例或理论，分条阐述。因此，这部《韩诗外传》既是关于《诗经》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短文集,在汉初散文创作中别具特色。其中的历史故事或寓言多有所本，也有些艺术加工,擅长用对话发议论,露神情,见性格;其论述则多节录诸子原文,在取舍剪裁中见出己意,因而“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中所述多历史故事，为刘向编《说苑》、《新序》、《列女传》所采录；赵晔撰《吴越春秋》也采取其中有关吴越的故事作素材。《说苑》等书中的故事已开古小说先声，《韩诗外传》则是衔接先秦诸子寓言、史传故事和《说苑》等书的单则故事之间的一个环节，在古小说发展史上当占一席地位。
有近人许维□的《韩诗外传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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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著作。东汉班固撰。其记事始于汉(刘邦)元年（公元前206）,终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全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
西汉末年，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另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汉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有意识地采取了《史记》汉初一部分，再续补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故有“史汉”(《史记》、《汉书》)、“班马”（班固、司马迁）之称。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在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则是由班固撰写的。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充整理续写而成。宋刻元印本《汉书》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极深,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在评论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马迁那种匡世济民的战斗热情,但是班固作为历史学家，他赞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汉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且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不如《史记》中的人物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从而成为人物传记的范例。如《苏武传》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表扬了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活画出一个不以谄事权贵为耻的官僚形象。《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在文学语言方面，班固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崇尚采藻，长于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但《汉书》的语言也因此具有整饬详赡、富丽典雅的一面,引起后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贡献。
《汉书》流传后，由其多用僻字古词,比较难懂,东汉末年已有应劭、服虔为之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作《汉书》新注，流传至今。现存最早刊本为北宋景□年间刊印的，历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另补注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和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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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史书。西晋陈寿撰写。刘宋裴松之注。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入晋,张华爱其才,举孝廉，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传世著作有《三国志》65卷、《益部耆旧传》14卷（原10篇,《说郛》录存1卷）。此外有《古国志》50篇、《释讳》、《广国论》等，又辑《诸葛亮集》24篇，均佚。
《三国志》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60年间的历史。最初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后世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陈寿撰《三国志》之前，魏国已有官修的王沈《魏书》和私撰的鱼豢《魏略》两种史书，吴国也有官修的韦昭《吴书》，为陈寿撰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唯蜀汉可据的文献不多，但寿本蜀人，留心蜀事，熟悉蜀汉掌故，终亦裒辑成书,完成了这部“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的三国史。自此书一出,其他三国诸史尽废。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有“纪”而吴、蜀无“纪”，这是因为此书写成于西晋，晋受魏禅，所以奉魏为正统。不过陈寿并未因此就对各方人物任意抑扬褒贬，他还是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断。比如书中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三国志》文章简略,因而总的来看,不如《史记》那样气势磅礴、精美生动，也不如《汉书》行文严谨细密、周备明晰，不过有一部分传文，也还颇见精采，如《诸葛亮传》，选取主人公一生的几个关键事件──隆中对、赤壁之战、六出祁山,加以重点叙述,基本上写出了诸葛亮忠诚款至、鞠躬尽瘁的风范和品格。又如《张昭传》、《周瑜传》、《张辽传》等都以简约的文笔写出了人物的个性，颇有动人之处。
陈寿撰《三国志》毕竟还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如全书无表、志,就是文献不足的缘故。魏国文士丁仪、鄂无传，建安七子徐□、刘桢等五人仅附书于王粲传后，寥寥数语，三国名医张仲景无传。因此，正如裴松之所说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东晋以后，旧史料陆续发现，至刘宋文帝时，裴松之奉命为之作注。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览坟籍,立身简素,曾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著有《三国志注》、《晋纪》等。
裴松之注《三国志》,“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上〈三国志注〉表》），“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刘知几《史通·正史》），意在增补事实，考订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博引群书达200多种，分量超过原书三倍,后世或讥其“繁芜”，但它的长处，在于网罗繁富,凡六朝文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
《三国志》及注所记录的历史故事，1000多年来在民间广泛地传播着，对后世文学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唐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模仿张飞、邓艾的形象作游戏；北宋说话人以“说三分”（讲三国故事）为重要内容；元代出现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到明朝初年，罗贯中又进一步加以艺术创造，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以《三国志》为依据，在史实的基础上又加虚构。此外取材于三国故事的绘画、雕塑等也屡见不鲜。
《三国志》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最为通行。清王仁俊有《三国志佚文》一卷，收入《经籍佚文》丛书。近人卢弼有《三国志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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