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贪官都有什么样的特性？

纵观时下中国特色的众多贪官都有共同的爱好与特点：行政上飞扬跋扈、唯我独尊、一手遮天、买官卖官、像封建时代的一个“皇帝”，生活上奢侈华丽、挥金如土，爱好上酒色相伴、荒淫无度、嗜赌成性，工作上失职渎职、营私舞弊、钱权立论，表面上荣誉缠身、政绩累累、背后却是贪赃无度，腐败至极。一有风声“捞了就跑”，边贪边准备退路。贪额之大、心态之狂妄、人数之多、成串成窝、古今绝无仅有。这是人性的蜕变吗？还是法制的“虚弱”？其根源与“病理”是什么？真的是“不治之症，无可救药”了吗？难道还是时代的必然？ 根据媒体零碎的相关报道，本人摘编部份案例整理一下，也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示与思考。 一、飞扬跋扈、唯我独尊 飞扬跋扈、骄横霸道、唯我独尊是贪官的普遍特征。自以为是的个性严重，好像一个“土皇帝”，视法律于虚设，凭其爱好办事情，刚愎自用，讳疾忌医，听不进提醒与批评之话，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击报复，实施加害，容不得其他“杂音”。 如原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省常德市纪委书记彭晋墉、娄底市纪委书记罗子光、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以及程维高、慕绥新、杜保乾等等。。。。。。 二、奢侈华丽、挥金如土 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讲排尝摆阔气，比富斗富，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坐豪华车、吃天价饭，“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 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阜阳当市委书记时，其骄奢淫逸、虚报浮夸、腐化堕落便路人皆知，坊间还流传有“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 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为生活腐化堕落，奢侈华丽、挥霍无度，被免去职务，中央纪委和监察部正在对他立案审查等等。。。。。。 三、酒色之徒、荒淫无度 近年来，被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贪官不仅大搞婚外恋，养小蜜、包二奶，而且堕落到明目张胆地嫖娼狎妓的地步。一些贪官可堪称是“胆大如斗”之人，尤其是贪官的“色胆”之大更是令人震惊。桑拿、按摩、嫖娼、包二奶、养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他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其淫乱的行为遍及丹江口、天门、武汉、襄樊、嘉鱼、仙桃、十堰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先后包养140多个情妇，创造新的历史最高纪录。 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长期包养6个情妇，个个为他生男育女，被称为“七妻事件”。其中4个情妇各自住的两层楼房，由邓出资建造。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他不是养了一个情人，而是养着一个“情妇团队”。这位“专家学者”型的色魔。他活学活用MBA现代工商管理知识，开创性地设置了全球第一崇高的职位-----“首席情妇”，用“首席情妇”去分类管理他的“情妇团队”。 如人称“开着直升机上去的”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先后耗费1200多万元，包养了5个情妇。而就是这样一个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混世魔王，2001年在他年近60岁时，顺利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在任职期间，有时候单独受贿，有时候和他老婆、儿子一齐收钱，一家子受贿次数达30余次，折合人民币达1810余万元。这名部级干部在为妻儿谋利之时，还念念不忘和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两个情妇，他利用职权为两个情妇斡旋受贿，从事非法交易。 公安机关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不久，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包养情妇超过8人。雷渊利妻子王满花在郴州市开办的义源酒店，是他进行权钱交易的主要窝点。。。。。。。 四、嗜赌成性、出境豪赌。 东莞市樟木头镇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为民自1996年来，李为民挪用公款1.1亿余元赴境外赌博，输掉人民币9000多万成为东莞历史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金额最大的一位政府官员，撕破了小官大贪的面纱。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到澳门豪赌，输掉数以千万计的公款。 马向东从1996年至1999年先后17次到港澳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 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 五、 失职渎职、营私舞弊 将党的方针政策当作耳边风，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贪婪无度，欲壑难填，见利忘义，权力寻租，与不法商人组成利益集团，失职渎职、营私舞弊，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重庆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昌典、政协副主席王式惠在引进设备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了1000万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其间二人分别接受外方公司美金和金首饰等物品。 如四川省原犍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县长杨国友等人接受乐东能集团的董事长王德军贿赂二千多万元，将价值4.6亿的国有资产以40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东能集团。 如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因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9月1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万元。。。。。。。 六、钱权立论、气焰嚣张 如今的腐败分子可谓是目空一切、口气越来越大、胆气越来越足，在他们看来钱权压倒一切，其无知与狂妄之心态实是前所未有。 涉案金额高达3500万元的安徽“第一贪”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早在2000年前后就不断有举报信飞向各级纪检机关，揭发其腐败事实，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落马后，他更是被列入调查名单。由于其关系网遍布省市县要害部门，刘贪官始终安若磐石，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放言：“他们扛着大旗都摆不平我。中纪委的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是：“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就升一级。”在获悉中纪委专案组进驻安徽即将对他展开调查时，王怀忠出手就是200万。 一向以工程为“政绩”、为“立论”的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一次全市工作大会上喊出“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 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后，主持宣传工作的樊甲生，竟明目张胆的指使市委宣传部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联系、合作等。下发对象包括郴州市直单位、新闻机构及各县区机关”。樊甲生还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队长”。 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就是利用检察院检察长的权力到处左右着公、检、法、司各个领域，发展到后来再“依法”介入到各个经济领域当中的。 一些贪官被收监后仍然气焰嚣张，公然蔑视判决，挑战监规，监所几近成了他们的休闲地。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在判决刚生效，还在看守所羁押时，便与前去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了15天。不算亲友们自带的烟酒和佳肴食品在内，仅据看守所餐厅收款处的不完全统计，该二人半个月的会见餐费就达1.6万多元，日均消费超千元。。。。。。 七、荣誉缠身、表里不一 披挂和借助“红衣”外套，以权势之便抢夺各种荣誉称号，台上反腐倡廉、台下贪赃枉法“多边贸易”，表面荣誉称号缠身、内在贪赃枉法无度，表里不一也是腐败分子的“常见病”。 如2005年12月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灵璧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王建华。1997年1月至2005年10月期间，他历任灵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公安局副局长、政委、局长（副县级）、党委书记等职。1964年出生的王建华曾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交警”“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曾获“安徽省优秀青年卫士”称号。。。。。 八、一手遮天、为虎作伥 在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的大潮下迷失了方向的执法人员，熟视无睹的任凭当地黑恶势力逐渐坐大而欺压一方,一手遮天的为虎作伥充当保护桑他们错把责任当权力，企图通过黑社会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奢望；同时，黑社会要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也迫切需要在公检法内部寻找自己的保护伞，这就为犯罪分子们创造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条件，他们一拍即合，这是主要原因。 如广东肇庆四会市公安局民警龙杰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为非作歹，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不仅不依法查处，还为“黑老大”龙杰锋充当“保护伞”。 如凤阳县公安局局长张家旺竟有家庭资产总额达358.33万元，九处房产价值249.87万元,仅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两处房产价值就达170万元。。。。。。 九、买官卖官、成窝成串 “近年来，买官卖官已构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 没有空位的频频调换，搞得官心烦忧，有的一年二调三换。“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 被判死缓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卖官)书记马德。任人唯“钱”的卖官。法庭认定，马德于1992年11月至2002年2月，利用担任黑龙江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中共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等职务之便，索取贿赂共计603万余元。在17笔受贿案中，马德最多的一次收受贿赂200万，最“贵”的一次卖官为50万，“卖”给海伦市市委副书记王学武。除最低的一次只收受了绥化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方晓光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万余元），马德每次卖官的价格基本上都高于10万。马德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206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被卷入，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 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安微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1992年至2005年尚军在阜阳市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发包工程、提拔调动干部、分配安置工作和干预案件等途径，先后收受41人所送钱款人民币90万余元、美元200元，并为他人牟取利益。她还有98万余元的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05年6月，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长沙被审讯时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此话进一步说明他对上下周围的贪赃枉法之事他不是不知道、而是拉帮结派，纵容包庇，装聋作哑。 如上海社保腐败案。背景之复杂、牵涉面之广、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也属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腐败案。 十、边贪边转移、后路准备好 边贪边转移，后路准备好。这是贪官外逃的普遍心态。贪官外逃相伴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逃往美国(在逃)。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腐败案的重要案犯余振东就是从美国遣返的。 担任原河北省任丘市副市长、沧州市人民银行行长的连荣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缉拿在逃贪官”行动中被抓捕归案的。 四川长虹集团达川分公司原经理张川洪，贪污2000万元、潜逃8年之久也被警方缉拿归案。 云南兴盛公司原经理李新春挪用公款7470万潜逃六年。其间“周游列国” 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法网，挪用公款7470余万元后潜逃到美国六年。六年后，不甘心常年流落异乡的他又从墨西哥办理签证迁证进入越南，再经越南秘密偷渡入境，没想潜入国境后，由其兄长接应到昆明的当天，检察机关便将其抓捕归案。。。。。。 尾声 腐败分子心态上大都随心所欲，喜欢游山玩水，追求舒适享乐，贪图安逸清闲，一心经营家庭的安乐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父功子荫。工作上不思进取无所用心，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漂浮，满足于听汇报，对群众感情麻木，自己认做官当老爷。 权、钱、色“三姊妹”也是造成贪官腐败的根本原因，她们之间是互惠互利。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互惠互利性，酒桌、舞厅、娱乐场就在不经意间成了权力寻租、黑道寻护的最佳交易场所。为了拉官员下水，如走私巨犯赖昌星甚至专门盖了一个集“吃喝玩赌嫖”于一体的“红楼”，官员进了“红楼”，很少不被“染黑”。赖昌星总结道：“就怕领导没爱好。” 反贪污贿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大胆的放手支持举报和制订对举报者的保护措施，同时必须保证检察机关能独立行使立案、调查、侦查、批捕、起诉、支持公诉、法律监督等各项检察权。腐败犯罪属于智能型犯罪，其手段隐蔽、狡猾，反贪的对象往往涉及众多官员，背景复杂，关系网庞大，如果反贪局隶属于司法机关与地方管制，难免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影响其独立性。行政上与中央应是垂直关系而不是受管于地方纪委，近年来各省地市纪委书记频频落马就是最好的佐证。腐败的源头实际是来自于不合理的法律体制。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贪官与腐败分子的最终下场是：在日趋完善和铁打的反腐廉政制度面前，将是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早晚会被塞进垃圾桶！这是一种必然。就算是“漏网之鱼”也将是在提心吊胆、怆惶虚安的日子中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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