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分享的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指的是什么？

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王东京 这里所论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果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里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现象呢？经济学的解释，是经济人的本性所致。 所谓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供不应求，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弊，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 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委，纪委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没有受贿，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 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先生”当官。 我这里所论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如缩短国有经济的战线，取消公款消费，人们的官本位意识必能淡化；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强化权力制衡与监督，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能当大官。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特征与后果 断裂的“官场生态”特征主要有三个 断裂的“官场生态”践踏的是党纪国法，毒化的是党风政风，丧失的是人民信任，损害的是公众利益，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主要有三方面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断裂的“官场生态”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官位货币化、市场化。在卖官(“一把手”)供给与买官(下属)需求具备的情形下，通过官位与货币交易，使官位实现了货币化。同时，特定的“官市”随之形成。 第二，卖官规模化、期权化。由于卖官出售的不是一次性权力，而是一个任期，这导致了买官者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享受官位收益即期权收益，也就是事实上的官位期权化。 第三，卖官稳固化、一体化。卖官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跨期交易的形成降低了暴露的可能性，只有所有的下级官员都是通过买官获得晋升，则买卖双方会构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对立体。在利益共同体博弈中，攻守同盟、没人举报是稳态均衡解。卖官市场规模越大，利益共同体越稳固，相互掩护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卖官链”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复制，并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 断裂的“官场生态”践踏的是党纪国法，毒化的是党风政风，丧失的是人民信任，损害的是公众利益，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造成“贫困——腐败”的恶性循环。事实证明，越是贫困地区，行政权越可能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与社会资源配置权。在体制转型和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督，从供给看，卖官成为最便捷的生财渠道；从需求看，买官成为最便捷的掌控资源并以此获利的投资手段。官员的目的是为了赚取买官投资收益或卖官以寻租，因而没有真正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积极性，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停滞，从而形成“贫困——腐败——再贫困——再腐败”的恶性循环怪圈。 其次，使“劣官驱逐良官”。官员是公众的代理人，“卖官链”一旦形成，进入买官卖官行列的人便不可能具备称职官员的基本素质，良官没有任何可能进入“官位市潮，这不仅表现在无能或无德者身居高位，还表现在本来正直的官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选择退出。 最后，毒化社会。干部任用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出现权钱交易，它所带来的危害绝非一般经济活动中的腐败能比。卖官恶习一开，万般腐行前来。那些买官者一旦达到目的，念的是一本万利的权钱交易生意经，往往胆大妄为，总要变本加厉地把“投资”捞回来。 治理路径 笔者以为，对于断裂的“官场生态”，只有从源头上治理，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有资格发生用人腐败的通常是党政领导“一把手”。因此，遏制“一把手”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除了要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强化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形成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也就是说，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第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监督的基矗“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瞎指挥”等现象的出现，使党内民主流于形式，最后也因为监督制度的缺失让个别干部走向犯罪。因此，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切实贯彻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规定，定期召开党代会，进一步完善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发挥组织部门监督、党员互相监督和专职纪检机关监督的作用，将腐败消灭在萌芽中。 第三，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以权治权，在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获得、运行及后果等方面，形成制约制衡机制。通过选举制、考试制、任期制来获得权力，就能使权力获得在最初受到制约，以抑制权力的滥用；通过管理交叉、岗位轮换，强化权力运行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不仅要公开权力运行过程，而且要公开权力运行的结果，使权力运行始终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第四，建立国家预防腐败机制。通过相关数据、统计信息开展腐败的监督与预警，在日常工作中要对可能发生的腐败事件进行监督，并及时发出预警。对可能出现的趋势和问题进行预警。当腐败案件发生时由具体部门启动预案，使腐败案件得到及时、准确的处理。 总之，“官场危机”、断裂的“官场生态”等现象已经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只要我们从制度、体制、法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治理，“官场生态”就会良性发展。只有维持官场生态平衡与和谐，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才能得到保证和提高，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进一步推进。 转贴自：《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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