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义说的内容及文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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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明《正统道藏》收入洞真部本文类有《黄帝阴符经》一卷，洞真部玉诀类有：题名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诸葛亮、张良、李筌注《黄帝阴符经集注》一卷；夏元鼎撰《黄帝阴符经讲义》三卷，《图说》一卷；李筌疏《黄帝阴符经疏》三卷；赤松子、张良、葛玄、许逊、钟离权、吕岩、施肩吾、崔明公、刘玄英、曹道冲注《黄帝阴符经集解》三卷；张果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蹇昌辰解《黄帝阴符经解》一卷；任照一注《黄帝阴符经注解》一卷；黄居真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沈亚夫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蔡氏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萧真宰解义《黄帝阴符经解义》一卷；轩辕黄帝制《阴符经三皇玉诀》三卷；胥元一注《黄帝阴符经心法》三卷；唐淳注《黄帝阴符经注》三卷；刘处玄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侯善渊注《黄帝阴符经注》一卷；邹注《黄帝阴符经注解》一卷；俞琰解《黄帝阴符经注》一卷；王道渊注《黄帝阴符经夹颂解注》三卷；袁淑真集解《黄帝阴符经集解》三卷；楼防撰《黄帝阴符经集注》，朱熹《阴符经考异》。 必须指出，在上述诸多注本中，个别注家显然是后人伪托。如题名“轩辕黄帝”制的《阴符经三皇玉诀》三卷，无疑是后世好事者托名之作。又如《黄帝阴符经集注》一书，汇集了上自商代伊尹、周代姜太公、春秋范蠡、战国鬼谷子、汉代张良、三国蜀诸葛亮，下迄唐中叶李筌等7家注解，其中有些注家在历代史书本传中并不见载其与《阴符经》有丝毫的关联，很显然是唐人的假托。同样地，赤松子等十家注《黄帝阴符经集解》也存在着这个问题。赤松子，乃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列仙传》载，赤松子，神农时雨师。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炎帝少女追之，俱得仙去。赤松子既是神仙之类的人物，也就根本不存在着注解《阴符经》的事情。而后人之所以屡屡假托“伊尹”、“赤松子”等人的名字，无非是藉他们的权威或神威，来抬高其《阴符经》注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以扩大其在社会上的流传及其影响。当然，这些托名的注本也并非没有价值，它们毕竟是当时学者研读《阴符经》的心得，且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动态。 我们还必须看到，上述《阴符经》注家的身份不同，思想信仰亦迥异，在他们当中，有活跃在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也有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士子平民；有学富五车、卓有成就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也有虔诚的道教徒、佛教徒。他们从各自的思想信仰、学术观点来诠释、解读《阴符经》这部古老的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意义，焕发其青春，使之在历史长河中五彩斑谰，永不褪色。 流传到今天的《阴符经》注本，较为著名的有唐李筌疏《黄帝阴符经疏》、假托伊尹、太公等7家注《黄帝阴符经集注》、张果注《黄帝阴符经注》、宋夏元鼎撰《黄帝阴符经讲义》、朱熹撰《阴符经考异》、元道士王道渊注《黄帝阴符经夹颂解注》等。这些注本学术价值高，至今仍是人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阴符经》一书，在唐代就流行两种版本。一种是300字本，一种是400字本。300字本，世以李筌疏《黄帝阴符经疏》为代表。一般人认为，是书经文起自“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迄止“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字数300字。其据是李筌在是书第一章的注中谓“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在第二章注中谓“此富国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在第三章注中谓“下有强兵战胜之术也，下章一百三言”，合计300字。然据笔者计算，是书第一章实则有120字，第二章实则有95字，第三章实则有104字，合计319字。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李筌疏《黄帝阴符经疏》在所录经文“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还收入一段经文：“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不可为，因以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枢诡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并注云：“此七十言（实则83字），理尽不疏也。”故李筌注本所录《阴符经》经文，实则402字。 至于400字本，世以唐张果注《黄帝阴符经注》为代表。与上述李筌注本相较，其收录的经文多了31字，实则433字，即在经文“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多了“人以虞愚，我以不愚。圣人以其期圣，我以不期其圣。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在经文“是故圣人知自然之”后多了一“道”字。 这两种版本的经文除了其字数有多寡之别外，个别文字也有差异。如，李筌本“神枢诡藏”，张果本作“神机鬼藏”。这两种版本的篇章结构也不同。李筌本把经文分为三卷三章，各冠以篇名。上卷第一章名为“神仙抱一演道章”，自开篇“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起，迄“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止。中卷第二章名为“富国安人演法章”，自“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起，迄“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止。下卷第三章名为“强兵战胜演术章”，自“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起，迄“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止。而张果本仅作一卷，也不分篇章。自唐中叶后《阴符经》的诸家注本，在收录经文上，或取三百字本（即经文止于“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句），或取四百字本（即在“我以时物文理哲”句后，多了“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至“昭昭乎进乎象矣”等一百多字）；在篇章结构上，或分卷分章（篇），每章冠以篇名；或分卷分章（篇），但只署上、中、下篇，而不署篇名；或分卷不分章，或分章不分卷，或章名与李筌本异。而自宋后问世的《阴符经》注本多取四百字本，其文字亦多有差异。如宋夏元鼎《黄帝阴符经讲义》所录经文有434字（比李筌本多32字），与张果本经文相较，其个别文字也稍有出入。 勿庸说，在上述诸多唐宋注本中，最具版本价值的就是李筌本与张果本。李筌注《阴符经疏》素被认为是现存最早、最具权威的《阴符经》注本，今天学术界亦多以李筌本作为研读《阴符经》的蓝本。然也有学者对《阴符经疏》的注者为李筌提出了质疑。今人朱越利认为：《黄帝阴符经疏》“误题李筌疏。刘师培《读道藏记》考证此本实为后人取袁淑真疏附李筌注。按此本注疏与所谓《黄帝阴符经集解》同，知皆为宋袁淑真所撰。注疏分列，较《黄帝阴符经集解》清晰。本书现存诸本中，以《道藏》本早出。”［1］若此，实乃学术界一大憾事。我们要查寻李筌注，惟有从题名“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诸葛亮、张良、李筌”注的《黄帝阴符经集注》入手了。而张果《黄帝阴符经注》，《道藏精华录提要》则予以高度评价，称它是“唐以前难得见之善本。” 至于《阴符经》这部书的要旨、性质，历代学者众说纷纾莫衷一是。或以为是讲兵家制胜之权谋，或以为是讲帝王御世之术，或以为是讲道家养生之道，或以为是讲道教炼养之法，或以为是讲术家占卜劾鬼之术，或以为是讲纵横家游说诸侯、股掌人群之策，或以为是讲儒家性理之说，或以为是讲佛家之禅理……而历代注家由于其身分、学养不同，纷纷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来解读《阴符经》，使得这部古籍的要旨愈加扑朔迷离，神秘莫测。［2］正如明吕坤在《注刻阴符经题辞》中所云：“是书（指《阴符经》）也，譬江河之水，惟人所挹；其挹也惟人所用。经深矣，而解之者又深，则道愈晦。”可谓一语中的。 笔者以为，要正确判断一部流传久长、影响深远的古籍之要旨，既要参考历代注家之解读，又不能一味盲目信从；惟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从文本出发，在深入研读《阴符经》原著的基础上，才能发掘其意蕴，才能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故笔者从尊重文本的角度出发，经过一番揣摩，认为《阴符经》既非一部纯粹的兵书，也非一部专讲帝王之术的书，也非一部专讲道家道教修炼之书，更非一部专讲儒家性理或佛家禅理之书，而是一部充满哲理之书。著名道教学家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对《阴符经》这书部的主旨作了很好的说明，兹引用如下，作为本“义说”前言的概括： “我们认为，这是一部有较多道家色彩的哲理书。其主旨是以老庄的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思想为基点，尊重阐发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指出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与之相暗合（阴符），所作事业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违背它，就必然遭致失败。”［3］ 注释： ［1］ 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第30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2］ 唐宋诸多《阴符经》注本，都体现了注家各自的学术观点，它们分别属于儒家、道家、道教、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医家等。据朱越利考证，题“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诸葛亮、张良、李筌注”《黄帝阴符经集注》，皆阐发道家守静知机之术；宋蹇昌辰解《黄帝阴符经解》，发挥道家思想。宋蔡望注《黄帝阴符经注》、萧真宰撰《黄帝阴符经解义》，皆发挥儒家思想。宋朱熹注《黄帝阴符经注解》、胥元一撰《黄帝阴符经心法》，皆发挥宋理学思想。宋袁淑真注疏《黄帝阴符经集解》，述儒家治国思想，兼融道家道教养生之道。元俞琰撰《黄帝阴符经注》，儒道相参。详见《道藏分类解题》第29——31页。又，历代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类，而《黄帝阴符经》入道家类。《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筌所传《阴符玄义》一卷，列于道家。宋夏元鼎撰《阴符经讲义》，以丹法释其旨，属道教。 ［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黄帝阴符经》义说(二) 作者连 镇标| 张贴日期： 01/1/1970 | 经典义说 | 没有评分 《黄帝阴符经》义说（二） 《黄帝阴符经》在社会上流传既久，诠释它的著作亦层出不穷。见仁见智，五彩斑斓。本文以李筌作疏的《黄帝阴符经疏》为底本，参之其他注本，对《阴符经》的题旨及其各章节的思想内容作一番梳理、考辨，庶几有助于人们对《阴符经》这部典籍的认识。 《阴符经》题解 “阴符”，李筌阐释道：“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1 ］天机即天道，也即自然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与“天机”暗相合，方能达到预期目的，否则一事无成。全经旨在诱导人们效法自然，注意调节、掌握好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时机。 《神仙抱一演道》章［2 ］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观察天道自然之理，遵循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事情都将获得圆满的结果。“天”，指自然界；“道”，指规律、道理或法则。 先秦以降，人们对“天”或“天道”的认识，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命运；天道神秘莫测，人们对它无可奈何。或认为天是无意志的客观存在，天道即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人类只要依“天之道”行动，就可以心想事成。纵观《阴符经》全文，是经大体上持后一种观点。为《阴符经》作疏的李筌洞悉到这一点，故他亦云：“使人观天地阴阳之道，执天五炁之行，则兴废可知，生死可察，除此之外无可观执。”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3 ］ 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谁能明瞭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谁必然德旺气盛。他既在心中对五行制伏之道有深刻的了解，又能循天道自然规律行事，则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此时的他与道同游，宇宙再大也可运转于手掌中，万物再多也归之支配，若从其身所生。五贼，李筌注曰：“天生五行，谓之五贼。五贼者，五行之炁也，则金木水火土焉。” 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产生天地万物的五种物质元素，它们之间存在着相生相胜的关系。木、火、土、金、水，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4 ］，天是阴阳之总名也。自然界万物正是在五行相生相胜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阴符经》何以称“五行”为“五贼”？对此，李筌诠释道：“所言贼者，害也，逆之不顺，则与人生害，故曰贼也。此言阴阳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贼。此者......不善用之，则为贼。又贼者，五行更相制伏，递为生杀，昼夜不停，亦能盗窃人之生死，万物成败，故言贼也。”可见，其旨在警示人们：五行之气，不仅能盗窃人之生死与万物成败，而且“逆而不顺则与人生害”，人不善用之则被其贼害。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即人性，人心即天机。所以天人一体，立天之道以定人之道。 无庸说，这里阐发的是“天人合一”的观点。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说认为，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故董仲舒说：“道（人道）文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5 ］这种观点强调了人道效法天道的重要性，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天性”与“人心”、天道与人道，毕竟不是一回事，自然界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终究不能划等号，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在规律。 天发杀机，龙蛇起陆［6 ］；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机。［7 ］ 天一旦发威，大开杀机，龙蛇这些沉隐之物皆震悚失措，在陵陆原野上奔窜逃生。人一旦发威，妄开杀戒，则使天翻地覆，一片混乱。惟有天人合一，协调动作，则万物咸伏，无敢妄动，千变万化无不定矣。 天含五行之气，递为生杀，这是自然界本身规律所决定的。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时代迁徙，革故鼎新，此乃天发杀机之表现。然天又是至为公道，它对于万物或生或杀，皆合其机宜，不妄发动，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至于人类，乃五行之子，须顺五炁之生杀，任阴阳之陶运。人类中的败类昏君奸臣贼子违背天道，私情紊乱，妄动杀机，擅行屠戮，残害生灵，惹得天怨人怒，天谴而诛之，人群起而杀之。 然人在自然界面前，又绝非无能为力。“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人既要认识天道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依照客观规律，对自然界万物的变化发展进行大胆的干预，使之为人类造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有智愚之别，故其性有巧拙之分，然皆须隐伏藏匿，切忌逞才外露。 老子《道德经》云：“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谓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炫燿自己，外表看来似乎不会说话），何以如此？孔子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谓君主不守机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守机密就会使自身遭受损失，办事的开始不守机密就会妨碍成功，所以君子必须慎守机密而不泄露）。这就告诉人们：一个人即使有巧智辩慧之性，博学多闻之才，也必须慎言择善，伏藏隐密，方能全身远祸。为人如此，治国何尝不是如此？故老子又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谓国家的重要利器，不可轻易示于人，否则将危及国家利益）。 历史上也不乏退隐全身与逞才亡身的例子。如春秋时的范蠡与文种，都是学富五车、胸有韬略的人才。他俩在越国极为艰难情况下，共同辅佐君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并使之称霸。然在“功成名遂”之后，范蠡、文种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举措。范蠡向勾践提出辞呈，弃官浮海，隐姓埋名，藏身民间，终成富甲一方之商贾，卒老死于陶。而文种却迷恋官位，不听范蠡之劝，终被勾践所杀。其因就是文种富有谋略，聪慧过人，勾践担心其日后谋反，危及君位。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人之身有九窍，而邪秽从耳、目、口三个要害处侵入，所以人必须严守这三个关隘，遇善即动，逢邪即静，则身无祸患。九窍，九孔。这里指人身上的九窍：双眼、双耳、双鼻孔、口、舌、喉。一说，人身上有阳窍七，阴窍二。阳窍七，指眼二、耳二、鼻二、口；阴窍二，指大、小便处。三要，指人身上耳、目、口三个要害部位。 人要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界信息，就必须凭藉己身之“九窍”去接触外界事物。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时候人之九窍，尤其是三要即耳、目、口，易于蒙受邪秽，人也因而易于走上迷途。从这个角度上说，“三要”者，既可以养人，也可以害人。然人也不能“因噎废食”，摒弃“三要”而不用，把自己封闭在“真空”中。古之圣人早就开出了解决此问题的良方妙药，葛洪云：“三要者，眼耳口也，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故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也。”这就告诉我们，运用“三要”要适时，要合乎礼。当然，古人所说的礼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礼，在内蕴上已不尽相同。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自然应用当今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木中有火，一旦火发，木必然被焚成灰烬。国内潜藏奸臣贼子，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必然胡作妄为，而国家难逃溃亡之厄运。知道了上述这些道理而注重修身炼行的人，可以称为圣人。 这里以奸火藏于木国为喻，告示人们修身炼行的极端重要性。木中藏火，久则焚木；国中有奸，久则覆国：喻人身中有邪恶，久而亡身。当然，人也并非一生下来，就恶魔附身，奸邪成性。“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尤其是刚出生的幼孩，其心性纯洁，犹如一张白纸，清静湛然，与天理混一。逮乎成年步入尘世，耳濡目染，外通邪恶，内生五情六欲，很难把握自己，稍不留神，就会上演害人亡身的悲剧。故《阴符经》作者告诫人们，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防微杜渐，返朴归真，超凡入圣， 概言之，本章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原理为据，阐发“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之理念，强调人们要依天道即自然规律行事，同时要加强自身修炼，使人心合于天机，臻于圣人的境界。 注释： ［1］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上，《道蔵》第4册第2467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下同。 ［2］本章引文均出自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上，《道蔵》第4册第2467－2470页。 ［3］物，他本作“化”。 ［4］［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6］“天发杀机”之后，“人发杀机”之前，各注本文字多有不同。或作“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或作“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地发杀机，星辰陨伏”。 ［7］机，他本作“基”。 《黄帝阴符经》义说(三) 作者连 镇标| 张贴日期： 06/27/2006 | 经典义说 | 没有评分 《黄帝阴符经》义说(三) 《富国安民演法》章［1］ 天地，万物之盗［2］ 盗，李筌阐释道：“天覆地载，万物潜生，冲炁暗滋，故曰盗也。”古人认为，天地含有阴阳、五行之气，万物“悉承此七炁而生长，从无形至于有形，潜生覆育，以成其体，如行窃盗，不觉不知。天地亦潜与其炁，应用无穷。万物私纳其覆育，各获其安。”［3］也就是说，天地乃万物之源，万物正是“盗取”了天地间阴阳之气，才得以化育、成长。 然，天地与万物二者之间，既有相生的关系，也有相杀的关系。如，风调雨顺，气候适宜，会使草木蕃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见天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有相生的一面；而狂风暴雨，天旱地裂，则会使草木凋零以至夭折，禽兽受害乃至死亡，可见天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也有相杀的一面。“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对于万物的这种双重作用(即有生又有杀，有益又有害)，反映了自然界发展的内在规律。 万物，人之盗 古人认为，人与禽兽草木一样，俱禀天地阴阳二气而生，然人为万物之灵，最为聪慧，能反观自身，穷达本始，“明会阴阳五行之炁，则而用之”，“于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潜取以资养其身，故言盗则田蚕五谷之类是也。”人类正是“盗取”天地万物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生存、繁衍的，且其“盗取”的本领比禽兽草木要高明得多，故其生活的状态也要比它们滋润、瀟洒得多。对于人类善盗万物的本领，《列子·天瑞篇》有段很精彩的记述。它借齐国大富国氏之口道：“吾善为盗。……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 然万物于人既有利，又有弊。它既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如猛兽毒蛇咬人害人，人们误食毒果毒鱼而丧生的事情，在人类生活中也屡屡发生。 人，万物之盗 人类需要从天地万物那里“盗取”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生存、发展。同样地，万物(包括动物与植物)也必须从人类那里“盗取”有用的东西，才得以繁衍、生息。自古以来，人类也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万物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如，人类对原先栖息在山间、水边的野鸡、野羊、野兔、野猪、野牛、野鸭加以人工驯养，把它们改造成为品种优良的家禽家畜；对野生谷物瓜果进行人工栽培，把它们改造成优质高产的作物；而春夏封山禁猎、封河禁渔，且山不槎孽，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则是为草木的成长、鹿麋鱼鳖的繁衍，创造条件。这是人类呵护、施恩于万物的一面。然人类亦有损害、施虐于万物的另一面。如，狂捕滥杀野生动物，竭泽而渔，乱砍滥伐山林，过度垦荒，破坏植被，使大批珍贵的野生动、植物濒临绝迹的境界。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既，尽也。三才，原指天、地、人，这里指天地、万物、人类。李筌阐释道：“三盗尽合其宜，则三才尽兴其任。”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人类三者之间相互偷盗，若能合乎自然之理即道，则它们彼此相安无事。 那么，盗果亦要有道乎？对此，庄子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在《庄子·胠箧》中，借盗跖的口说：“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通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江洋大盗如盗跖之流尚且有道，那么作为宇宙间的三才，能须臾离开道之一步吗？故天地、万物、人类三盗都必须严格把握好“偷盗”的“度”，使之合乎道，才能平安无事。 遗憾的是，人类往往不明白“盗亦有道”的道理，故不能正确处理“三盗”之间的关系，致使自己与其他“二盗”(天地、万物，即自然界)之间经常处于尖锐对立的地步，弄得三败俱伤。放眼今日之地球，已非昔日花团锦簇，而是污头垢脸，遍体鳞伤。人们急功近利，无节制地盗取自然资源，随意排放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摧残，各种疾病流行。毋庸说，这是自然界对人类无视“三盗”之间相宜相安规律、一味孤行的惩罚与报复。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骸，骸骨；百骸，借指身体。机，机宜。万化，万物变化，这里指万民或万国。人的饮食起居若不失其时，则四肢调畅，五脏六腑通泰，百病不生。统治者的一举一动若合乎天道之机宜，则阴阳顺时，四海澄清，万民皆获安宁。 《黄帝阴符经》的作者在这里从人的饮食之道阐发开去，提出了富国安民之法。他认为，治国之机与饮食之道(也即养生之道)融会贯通，彼此一也。欲富国强民，统治者亦要“不失其时”，举措合乎大道。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不仅要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正确认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一套合乎人类社会及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施政纲领及其具体的政策、方法，方能使“万国安，人心和，万缘息”，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者，深奥精妙不可测也。不神者，至道也，老庄所谓无为之道也。人们只知道阴阳日月能化生万物，故谓之神；殊不知，至道虚静寂然而不神，却能生出阴阳日月三才万物，而为至神。对至道的这种性状，老子在《道德经》中作过生动而透彻的诠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说至道混混沌沌若无为而无所不为，恍恍惚惚若无知而其中有物，杳杳冥冥若不神而其中有精。至此，至道不神而有神之理，明。然对上面两句经文的意蕴，今人的解读往往与上述传统的注疏大相径庭。其中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所持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它说：前句的“神”指神灵，后句的“不神”指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假的东西，故曰“不神”，但它又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地在那里起作用，故曰：“不神之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般人只知道神灵要按它的意志来主宰世界，是违反不得的，却不知道“不神”的自然规律，也一定要按它自己的方式来起作用，也是违反不得的。它不会因为你不认识它而改变这种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最为切近文本。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数，指规律，必然性。日月的运转，其度数的大小咸有定分，不差毫厘。而天下万物全靠日月照烛、阴阳运行而生成，其功力超凡入圣，其功用显著而神妙。 道家中人认为，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日月为阴阳之精华，六合之中为至尊。其圣功神明在于：化育万物，造就朗朗乾坤。然天地间万物有大有小，咸有定分，犹如日月各依一定轨道运转，其度数一定而不易，故小不羡大，大不轻小，各安其位，各得其乐。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描绘的鲲鹏、斥鴳的形象，就是这种典型。鲲鹏与斥鴳，一为庞然大物，一为渺小之物。前者劈波斩浪，水击三千里，展翅飞翔，直上九万里高空；后者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整日价翱翔于蓬蒿之间。然二者皆逍遥自得，生活得有滋有味，从不羡慕对方。 道家中人因而主张人类社会亦应推行“大小有定”的游戏规则。尤其在阶级社会里，上至王侯显宦，下至黎民百姓，身份不同，贵贱悬殊；然只要各守其分，不相倾轧，上下同衷共济，时晏年丰，就是太平世界了。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4］。君子待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这里的“盗机”，乃“三盗”之义也。固躬，保全身家性命。天地、万物和人类三者之间相互偷盗、相互利用的关系，为天下人所共见、共知。然只有君子洞晓其中之深理，故能修身养性，保全自身；而小人心浮气躁，不明“三盗”之义，务求荣宠名利，故不免祸生命丧。 那么，“三盗”之义为何？即上文所述“盗亦有道”，三盗之间相互偷盗，必合其道，切不可非道而盗也。君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盗”到也即悟到了此中深理妙道；其可贵之处，则在于身体力行，摒弃非分之想，退隐返朴，守一存真，与道契合，混俗同尘，不露锋芒，故得以全身长命。小人则不谙此盗机，不能伏藏，恣意妄行，违天道背人伦，惟以窃名窃利为务，到头来不仅名利两空，连小命也丢了。正如老子所批评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应了《红楼梦》的那句警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概言之，本章从剖析天地、万物、人类三者之间相生相杀、相盗相利的关系入手，论证了事物之间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揭示了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反而相成的辩证法道理，强调人类要依道而行(即遵循客观规律性)，妥善处理人类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共处于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毋庸说，上述这些观点，对今人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注释： ［1］本章经文出自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四册第2472-2475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 ［2］“天地，万物之盗”句前，他本多有“天生无杀，道之理也”。 ［3］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四册第2472页。 ［4］“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他本作“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黄帝阴符经》义说(四) 作者连 镇标| 张贴日期： 06/28/2006 | 经典义说 | 没有评分 《黄帝阴符经》义说(四) 《强兵战胜演术》章［1］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瞽者，盲人。双目失明的人善于听，耳朵失聪的人善于看。这是为什么呢？二者心专志一也。“瞽者目不见色，其心专于耳，故听聪；聋者耳不闻声，其心专于目，故视明。”［2］反之，一个身体健康、五官正常的人倘若长期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而不能自拔，势必导致其眼睛、耳朵的功能降低，心律异常，甚至行为出现障碍。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此，人若能自觉抵制外界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清心一源，则耳聪目明，一举一动皆合于于道即客观规律，可获比常情多至十倍的好处；若更能三思反复，日夜精专，其举事发机可获比常情多至万倍的好处。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人由于接触外界事物而动心，产生某种欲望或思想意识；又由于过分地追逐外物，而丧其心志。而人之接触外物，须凭藉其“九窍”、“三要”［3］，眼睛是关键；眼睛又是人的心灵的窗户，人的心志全表现在其眼神中。 古人云：心者，居中虚以治五官也。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为心所役使。而心思的产生，则以眼睛为中介，“见利而动，观名而念，为财而竞，睹色而思”［4］。由此可见，心又为物所役使。而心一旦为物所役使，是人就贪而不知足，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必然是蒙耻受辱，乃至夭亡，不得享其天年。故老子谆谆告诫人们：“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为腹不为目”，“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焉。 老天爷对于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生灭，任其自然，可谓无恩，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谓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其视万物为祭祀用过的草狗)。然而，它一旦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普天之下莫不蠢动，万物咸被其惠泽，此乃无恩之中有大恩也。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天”体现了道家之“道”或“德”的特性。《道德经》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又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道”化生万物，“玄德”养育万物，使万物成长、发育、成熟乃至结果，却从不自视有恩，恃功自傲。因此，在道家中人看来，“天法道”，天的本源就是“大道”。 至乐性余，至静则廉。［5］ 至乐，李筌疏曰：“非丝竹欢娱之乐也，若以此乐必无余，故《家语》曰：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安。”胥元一注曰：“至乐者，非荣华适意，乃复性之乐也。”至乐者则神全，神全则心平气和，不生忿懑，不悖自然规律，行为也就无过错，故其一生无忧无虑，情性愉悦，逍遥有余。至静者则神清，神清则心明如镜，不沾尘垢，不生贪欲，故其一生清廉公正，洁身自好。 反之，一个人若以荣华富贵为至乐，孜孜于追求名利地位，成年累月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身心交瘁，哪有什么真正的乐趣可言？《周易·系辞下传》：“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妄动乱为，违背天道，则未免乎有累，乃至身败名裂。而“静为躁君”，“清静为天下正”。唯有“守静笃，致虚极”，方能归根复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殁身不殆。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私，李筌疏曰：“隐匿之义也”；公，李筌疏曰：“明白显用，众可观之义也。”天道默默，幽隐神秘不为人知，故它至为自私；然它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并运用于实践，必将产生巨大效益，故它又是至为公道。 《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谓老天爷对人们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它只辅佐有德之人。这是对天道至公的绝好诠释。人，只有遵循天道自然之理行事，养就高尚的德行，才会得到天的佑助、命运的青睐。而对于那些违背天道、坏事做绝的人，老天爷从不偏袒姑息，一一予以惩罚，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禽之制在气。 飞禽翱翔太空，上下进退自如，专心制气也。气，指天地中和之气。 人之行动，皆以手脚为凭藉。禽鸟飞翔，皆以翅膀鼓气，大至鹏鸟抟九万积气而升，小至蜩与学鸠抢榆枋决起而上，皆能乘制元和之气，心动翅鼓，上下由之，无所不至。而人为万物之灵，焉能不保啬元和，固躬养命，以至长生久视呢？古人认为，养生之要在养气，气壮则神旺，气衰则神败。故《太平经》云：“夫人，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气。人能宝精去欲，固气爱神，内则身得长生，外则国致太平。” 此外，在古人看来，人之养气还须培养道德之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此话可谓深得制气之道。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6］ 死中隐藏着生的根源，生中隐藏着死的根源。也就是说，人若能死心守分，绝利清源，即打下生之根基；若贪生之厚，名利熏心，即造下死之祸根。 我们的先贤很早就认识到“生死”这对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孙武说：“投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吴起说：“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同时，我们的先哲也深刻剖析了贪生者损寿之原因，揭示了养生者长寿之秘诀。老子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在天下人中，享有正常寿命的有十分之三；短命的有十分之三；而本来可以长寿，却误入歧途，在中年就夭亡的亦有十分之三。何以如此？这第三种人心贪权势名利，厚养一己一家，敛财好色无度，为此耗尽了精、气、神，伤害了生命，于是过早地走上了黄泉之路。相反地，那些善摄生者(遗憾的是，他们只占天下人的十分之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全性葆真，“以其无死地”，故得长生久视。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恩德中孕育着祸害，祸害里也会萌生恩德。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谓灾祸的旁边紧靠着幸福，幸福里也潜伏着灾祸)，恩害与祸福、生死一样，也是一对矛盾，二者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辨证关系。 ] 在自然界，天生万物，施雨降露，促其生长、结果乃至繁衍不息，对万物而言，可谓有恩；然天又杀万物，刮风下雪，旱涝并作，使其凋落、死亡乃至灭种，对万物而言可谓有害。而在人类社会，人们亦往往因“恩害”关系而导致其情感的嬗变。君子因免予祸害而生感恩之心，小人却忘恩负义反生怨害之心。惟修道之士不然，其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屏绝世事，远隔人寰，则无害可生，亦无恩可报。当然，这种逃避现实的“恩害”观并不足龋对于今人来说，人际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恩害”碰撞的机会也就更多。正确的“恩害”观应是：受恩必图报，施恩不求报，切忌害人之心。具体地说，一个人要报父母养育之恩，要报祖国培育之恩，要报兄弟姐妹、同事朋友互助之恩；同时要乐于施恩，对于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且不求其回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切不可做出忘恩害人之事。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哲，知也。愚人以为天地之间种种自然现象及其内在规律是神秘不可知，我则认为时下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是可以洞察明白的。 上古伏羲氏治理天下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传》)由此可见圣人的卓识睿智并非天生，而是从观察“天地文理”中得来；其非凡的领导才干，也是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而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更要破除对天地自然界的恐惧心理，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揭示大自然的奥秘，理顺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7］ 《道德经》云：“道法自然”，《西升经》亦云：“自然生道”。可见道家所谓道，乃自然之道也。老子对自然之道的功用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天地万物，本自然而静；天地万物依道而行，亦自然而静，故“守静”乃道家“无为”主义的哲学基矗上古圣人如黄帝以自然之道，为施政圭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从而达到了天下大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德经》)。 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浸，微也，渐也。天地之道微妙莫测，世间万物皆处在渐进变化之中，故阴阳之间无时无刻不相斗相胜，阳盛则胜阴，阴盛则胜阳。正是由于阴阳互相推激、互相制约，其变化才顺乎自然之理。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不可为，因以制之。［8］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知道自然之道不可违背，因而效法它，为之制定各种相应的措施。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枢诡藏。［9］ 契，相合，投合。爰，于是。至静之道即自然之道，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形无象无声，即便是乐器和历法也无法与之相契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奇异的器具，并由此产生了成千上万个象征符号，如八卦、甲子等，它们体现了天地之玄机、神鬼之妙用。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诸葛亮说：“天垂象，圣人则之。推甲子，画八卦，考蓍龟，稽律历，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10］阴阳之间相克相胜之术，正是通过卦爻象的各种不同组合，明白无误地展示出来。 本章从天道推及人事，阐析了“生死”、“恩害”等系列矛盾的辨证关系，指出自然之道即至静之道，告诫人们“自然之道不可违”，强调用兵打仗、治国安邦要以静制动，随机应变，方能取胜，达到预期的目的。 注释： ［1］本章经文出自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下，《道藏》第4册第2475——2480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 ［2］胥元一注《黄帝阴符经心法》卷下，《道藏》第4册第2568页。 ［3］九窍，九孔。这里指人身上的九窍：双眼、双耳、双鼻孔、口、舌、喉。三要，指人身上耳、目、口三个要害部位。 ［4］蹇昌辰《黄帝阴符经解》，《道藏》第4册第2506页。 ［5］“至静则廉”，他本皆作“至静性廉”。 ［6］“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他本皆作“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7］“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句前，他本多有“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人以期其圣，我以不期其圣。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伊尹等《黄帝阴符经集注》，《道藏》第4册第2442页)，其中“我以不虞愚”或作“我以不愚圣”。 ［8］“是故圣人知自然之不可为，因以制之”句，他本皆作“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9］“神枢诡藏”，他本皆作“神机鬼藏”。 ［10］伊尹等《黄帝阴符经集注》，《道藏》第4册第2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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