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美文八篇介绍及赏析

梁实秋：清华八年 光明网 2001年4月28日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突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喜欢开始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平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上闯荡过，这时候要捆绑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芨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目。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有外交部派。每年招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平很久，也可以算是北平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办理户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为京兆大兴县，即北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的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遴选五名，复试有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素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个图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会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圆圆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淡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前面，写一片作文，题目是"孝第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象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班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八月末，北平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痛苦，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是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儿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心酸。 清华园在北平西郊外的海淀的西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地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地在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记的是路旁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蛾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扬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向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个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园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儿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上西望，园明园的断桓残石历历可见，惋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园明园去凭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剩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地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平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平土著，象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古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北平也有北平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奔走相告，一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语言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反常，整天用英语叫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交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人力车沿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时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以项君最为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洗盥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号码，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吃。陈先生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至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需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纸，要我恭揩写信，年终汇订成册。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帐，而且是新式帐簿，有明细帐，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成要承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手术(原文如此，敲键盘者注)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淋。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象水浒，红楼梦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子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斥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次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记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没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大铜墨盒的同学既不嫉妒也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梁实秋：忆清华 作者：梁实秋 〔本文为节录〕 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 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常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裕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White）主演的《黑衣盗》（Hooded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斛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二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麋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采——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 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楦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此戏为两人一组。一人击出，另一人试接，如接到则二人交换位置；如未接到则拾起嘎儿掷击平放在沟上之木棍，如未击中则对方以木杖试量其差距，以为计分。几番交换击接，计分较少之一方胜。清华并不完全洋化，像这样的井市小儿的游戏实在很土，其他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顾，而在清华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持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个老铜锁匠担着挑子来到运动场边，他的职业本来是配钥匙开锁，但是他的副业喧宾夺主，他管修网球拍，补皮球胎，缝破皮鞋，发售木杖木嘎儿，以及其他零碎委办之事，他是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者。 ...... 我们的制服整齐美观，厚呢的帽子宽宽的帽沿，烫得平平的。户外活动比较有趣，圆明园旧址就在我们隔壁，野径盘纡，荒纤交互，正是露营的好去处。用一根火柴发火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饭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觉得好吃。五四之后清华学生排队进城，队伍整齐，最能赢得都人喝采。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李迪竣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 * * 这篇文字无法结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怀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几位师友。 首先是王文显先生，他作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他的英文名字是J. WangQuincey，我没见过他的中文签名，听人说他不谙中文，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一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是广东人，能说粤语，为人稳重而沉默，经常骑一辆脚踏车，单手扶着车把，岸然游行于校内。他喜穿一件运动上装，胸襟上绣着英国的校徽（是牛津还是剑桥我记不得了），在足球场上作裁判。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语言粗鲁的一般美国人士显有上下床之别。我不幸没有能在他班上听讲，但是我毕业之后任教北大时，曾两度承他邀请参加清华留学生甄试，于私下晤对言谈之间，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先生才学深邃，而不轻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也是受过英国传统教育的学者，英语流利而又风趣。我记得他讲解一首伯朗宁的小诗《法军营中轶事》，连读带做，有声有色。我在班上发问答问，时常故作刁难，先生不以为忤。 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玉堂、孟宪成诸先生。马先生说英语夹杂上海土话，亦庄亦诣，妙趣横生。林先生长我五六岁，圣约翰毕业后即来清华任校，先生后改名为语堂，当时先生对于胡适白话诗甚为倾倒，尝于英文课中在黑板上大书“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然后朗诵，击节称赏。我们一九二三级的“级呼”（Class Yell）是请先生给我们作的： Who are，Who are，Who are we? we are，we are， twenty—three. Ssss 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Tonm Brown’sSchooldays），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情况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我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MissBaeder），她教我们“作文与修辞”，我受益良多。她教我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我们议会法，一面教我们说英语，一面教我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权利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我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是于实际使用英语中学习英语。还有一位克利门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纪轻，有轻盈的体态，未开言脸先绯红。 教我音乐的是西莱女士（Miss Seeley），教我图画的是斯塔女士（Miss starr）和李盖特女士（MissLiggate），我上她们的课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谓如沐春风不就是享受么？教我体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马约翰先生，马先生黑头发绿眼珠，短小精悍，活力过人，每晨十时，一声铃响，全体自课室蜂涌而出，排列在一个广场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连作十五分钟的健身操，风霜无阻，也能使大家出一头大汗。 我的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问题。清华不重国文，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教师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个区域。我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我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我曾经写过一篇记徐先生的文章，兹不赘。陈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风趣的言谈之外还逼我们默写过好多篇古文。背诵之不足，继之以默写，要把古文的格调声韵砸到脑子里去。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贵州的口音结结巴巴的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听了当做笑话，现在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 * * 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级的七八十人如今记得姓名的约有七十，有几位我记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几位我只约记得面貌。 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我记得有一次演话剧，是陈大悲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时候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饰演一角），他指着昭瀛说：“时昭瀛扮演那个坏蛋，可以无需化妆。”哄堂大笑。昭瀛一瞪眼，眼睛比眼镜还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为了换取一点稿酬，译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瑶的《心园》，张其钧的《孔子传》。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时扬言“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我曾当面戏之曰：“足下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觉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至于浩若，他是清华同学中唯一之文武兼资者，他在清华的时候善写古文，波浪壮阔。在美国读书时倡国家主义最为激烈，返国后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团长，抗战期间任物资局长，晚年萧索，意气销磨。 我清华最后一年同寝室者，吴景超与顾毓琇，不可不述。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迁，故大家称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供职经济部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毓琇江苏无锡人，治电机，而于诗词戏剧小说无所不窥，精力过人。为人机警，往往适应局势猛着先鞭。还有两个我所敬爱的人物。一个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苏宝山人，因伤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称道的“胡圣潘仙”，胡圣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铁拐也。光旦学问渊博，融贯中西，治优生学，后遂致力于我国之谱牒，时有著述，每多发明。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还有一个是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我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一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烂。在校时外出永远骑驴，抗战期间一辆摩托机车跑遍后方各剩他作一个银行总稽核，外出查帐，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他的轶事一时也说不完。 我在清华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里受环境的熏陶，受师友的教益。这样的一个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 我喜欢书，也还喜欢读书，但是病懒，大部分时间荒嬉掉了！所以实在没有读过多少 书。年届而立，才知道发愤，已经晚了。几经丧乱，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窥圆，米尔 顿五年隐于乡，那样有良好环境专心读书的故事，我只有艳羡。多少年来所读之书，随缘涉 猎，未能专精，故无所成。然亦间有几部书对于我个人为学做人之道不无影响。究竟那几部 书影响较大，我没有思量过，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来访问我，她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她问我所读之书有那几部使我受益较大。我略为思索，举出七部书以对，略加解释，语焉不 详。邱秀文记录得颇为翔实，亏她细心的联缀成篇，并以标题“梁实秋的读书乐”，后来收 入她的一个小册“智者群像”，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联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 关书和读书的，编者要我也插上一脚，并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影响我的几本书”。我当时 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个我不久以前作过的题目，自以为驾轻就熟，写 起来省事，于是色然而喜，欣然应命。题目像是旧的，文字却是新的。这便是我写这篇东西 的由来。 第一部影响我的书是《水浒传》。我在十四岁进清华才开始读小说，偷偷的读，因为那 时候小说被目为“闲书”，在学校里看小说是悬为历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诱惑，偷闲在海甸 一家小书铺买到一部《绿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纸石印本，晚上钻在蚊帐里偷看，也许 近视眼就是这样养成的。抛卷而眠，翼晨忘记藏起，查房的斋务员在枕下一摸，手到擒来。 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唤我前去应询，瞪著大眼厉声咤问：“这是嘛？”（天津话“嘛”就是 “什么”）随后把书往地上一丢，说“去吧！”算是从轻发落，没有处罚，可是我忘不了那 被叱责的耻辱。我不怕，继续偷看小说，又看了肉蒲团、灯草和尚、金瓶梅等等。这几部小 说，并不使我满足，我觉得内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读到水浒传才眼前一亮，觉得这 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叹称之为第五才子书，可以和庄、骚、史记、杜诗并列。我一 读，再读，三读，不忍释手。曾试图默诵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绰号，大致不差（并不是每 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过五分之一，有人说每一个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张）。也曾 试图搜集香烟盒里（是大联珠还是前门？）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片。这部小说实在令人著 迷。水浒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赐进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详，一生经历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没 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有人说水浒作者是罗贯中，根本不是他，这也没有关系，我们要 读的是书。水浒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问题重重； 整个故事是否早先有过演化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也很难说；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盗一伙人在 山东寿张县梁山泊聚义的经过，有多大部分与历史符合有待考证。凡此种种都不是顶重要的 事。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个个好汉直接间接的吃了官的苦头，有苦 无处诉，于是铤而走险，逼上梁山，不是贪图山上的大碗酒大块肉。官，本来是可敬的。奉 公守法公忠体国的官，史不绝书。可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贪污枉法的官却也不在少 数。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会变成为另外一种人，他说话的腔调会变，他脸上的筋肉 会变，他走路的姿势会变，他的心的颜色有时候也会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过骄奢 的生活，成特殊阶级，也还罢了，若是为非作歹，鱼肉乡民，那罪过可大了。水浒写的是平 民的一股怨气。不平则鸣，容易得到读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责那些非法的杀人放火的勾 当。有人以终身不入官府为荣，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较近的叛乱事件，义和团之乱是令人难忘的。我生于庚子后二年，但是清廷的糊涂，八 国联军之肆虐，从长辈口述得知梗概。义和团是由洋人教士勾结官府压迫人民所造成的，其 意义和梁山泊起义不同，不过就其动机与行为而言，我怜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 多少之同情。义和团不可以一个“匪”字而一笔抹煞。英国俗文学中之罗宾汉的故事，其劫 强济贫目无官府的游侠作风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的赞赏，也是因为它能伸张一般人的不平之 感。我读了水浒之后，我认识了人间的不平。 我对于水浒有一点极为不满。作者好像对于女性颇不同情。水浒里的故事对于所谓奸夫 淫妇有极精采的描写，而显然的对于女性特别残酷。这也许是我们传统的大男人主义，一向 不把女人当人，即使当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谓贞操，而男人无。水浒为人抱不平， 而没有为女人抱不平。这虽不足为水浒病，但是水浒对于欣赏其不平之鸣的读者在影响上不 能不打一点折扣。 第二部书该数《胡适文存》。胡先生生在我们同一时代，长我十一岁，我们很容易忽略 其伟大，其实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道德人品上最为杰出的一个。我读他的文存的时 候，我尚在清华没有卒业。他影响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话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艺术的极致，却是一切散文必须具备 的起码条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现在看起来似嫌过简，在当时是震聋发膭的巨著。他的白 话文学史的看法，他对于文学（尤其是诗）的艺术的观念，现在看来都有问题。例如他直到 晚年还坚持的说律诗是“下流”的东西，骈四俪六当然更不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偏颇的见 解。可是在五四前后，文章写得像他那样明白晓畅不枝不蔓的能有几人？我早年写作，都是 以他的文字作为模仿的榜样。不过我的文字比较杂乱，不及他的纯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导杜威的实验主义，后来他就不弹此调。胡先生有一 句话，“不要被别人牵著鼻子走！”像是给人的当头棒喝。我从此不敢轻信人言。别人说的 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为文批评时政，也曾为文对什么 主义质疑，他的几位老朋友劝他不要发表，甚至要把已经发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说： “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他的这种批评态度是可佩服的。从大体上 看，胡先生从不侈言革命，他还是一个“儒雅为业”的人，不过他对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礼教 是不惜加以批评的。曾有人家里办丧事，求胡先生“点主”，胡先生断然拒绝，并且请他阅 看《胡适文存》里有关“点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读了之后翕然诚服。胡先生对于任何一件 事都要寻根问底，不肯盲从。他常说他有考据癖，其实也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 三是他的认真严肃的态度。胡先生说他一生没写过一篇不用心写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 可以知道确是如此，无论多小的题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狮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 在庐山偶然看到一个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证。他对于水经注所下的功夫是惊人 的。曾有人劝他移考证水经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义的事，他说不，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把 研究学问的方法传给后人。我对于水经注没有兴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没有不曾读过的，唯水 经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学为文之认真的态度，是我认为应该取法的。有一次他对几个朋友 说，写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们明知我们的函件将来没有人会来研究考 证，何必多此一举？他说不，要养成这个习惯。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随时注明。 有人写信谨注月日而无年分，我看了便觉得缺憾。我译莎士比亚，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 的倡导。当初约定一年译两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关注这件工 作，有一次他由台湾飞到美国，他随身携带在飞机上阅读的书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译 本。他对我说他要看看中译的莎士比亚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诉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 道，不过我是认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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