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赏析北京故宫馆藏玺印？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完其发展，可分四期：
1、散制作期：传世的出土古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的制作，印体有大孝方圆、一二三层之分，顶端作小鼻纽者最多，印文有三晋、齐、楚等国古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
2、形制统一期：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樱这段时间之印章有大小方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格，两汉魏晋的入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饰及有形印皆为东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3、发展变化期：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阳文，由细笔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阔，布局日趋丰满，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传国宝，除一金一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4、继往开来期：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或由治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清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计官之鉩”玉印，战国，印面1.8×1.8cm，通高1.35cm
此为战国时期楚国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计官之鉩”四字。“计官”为官名，掌管记书簿册事务。印文篆体笔画挺拔。印面有阴线边栏，与同时期铜印印面常见格式相同。此印玉色青灰，材质本身呈透明状，细观有天然斜纹，凝者如风吹斜柳，散者如烟云片片。
目前所见战国时期的官印实物大多为铜质。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上，私人姓氏的印章生佩死殉乃是惯例。汉世以后因印章制度的严格规定，随殉官印多是实用印的复制品。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印制度文献尚无记载。就各国官印实物的综合情况而言，均较严肃规整。
此件“计官之鉩”玉印可能是战国早期殉葬官印的代用品。战国时期的玉印目前所见以楚地为多。20世纪30年代末，乔友声从山东潍县藏家处得到此印，携至北平。几经磋商后，由倪玉书购得。倪玉书得此印后曾有心得笔记：“余不胜心慰。凡是闻而未见之物，或是见而不能购之物，皆不动于衷，处之亦很泰然。反之，得见是物，或能购而不决者，真使人精神痛苦，行动失常，其影响至大，此印之情何能例外。”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但倪氏将此印识为“信官之鈢”并定为汉代初期印，有误。
“连尹之鉩”鉨，战国·楚，印面2.1×2.3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居民“连”一级事务之官的官鉨。“连”为居民编制，战时可编为基本军事单位，“尹”是主管某地方或某事务的官吏。“连敖”、“连尹”均为楚国的官名。《左传》载襄公十五年“屈荡为连尹”。《汉书·灌婴传》亦曾记“击破柘公王武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
“大府”鉨，战国·楚，印面5.4×6.1cm，通高11.7cm
鉨铜铸，柱钮，鉨面有阴线界栏，印面中间有一纵向竖栏，使印之左、右字分开。印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左起横读。印文笔道宽大，颇有书体之韵。印面虽大但布局不散，印文虽少而气韵充盈。印文的“府”字下部从“贝”，与“府”藏财货之意相合，颇有特色。此印形体之大在同时期的鉨印中较为罕见。与其它需穿印绶的穿孔印钮不同，此印钮为长柱形，正适于一手掌握。
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官鉨，府即府库。战国时楚国设有大府、行府、造府、高府等府库，皆是掌管储备各种物资或掌管制造的机构。
“埶关”鉨，战国·楚，直径3.3cm，通高1.1cm
鉨铜铸，鼻钮，鉨面圆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起横读。鉨文字形线条流畅，结体秀逸，颇有后世毛笔书写之意韵，突出显示了楚鉨的地域特色。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某一关的官鉨。战国时期各国于关阻之地、国门、城内之市设守征税。《周礼·地官·司门》记其“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周礼·地官·司关》亦记“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武遂大夫”鉨，战国·韩，印面1.3×1.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中的“大夫”二字作“大﹦”，是一种省文，常为相通两字的连写。
“武遂”，战国时期韩国的地名，曾一度属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又《史记·韩世家》中记襄王“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此鉨为战国时期韩国武遂邑的大夫官鉨。
“大车之鉩”鉨，战国·齐，印面2.9×3.0cm，通高0.9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制造或管理大车的机构中的官鉨。
齐鉨通常不如燕鉨的文字整齐，鉨面布局随意性较大，但此鉨鉨文笔画则较匀称。“大”、“之”两字笔画简略，布排于鉨面上部，占位较窄；“车”、“鉩” 两字笔画较多，布排于鉨面下部，占位较宽，从而使布局整齐均匀。此鉨为齐国阳文鉨中的代表之作。
“东武城攻师鈢”鉨，战国·齐，印面2.3×2.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鉨造型与文字具有齐国官印的明显特征，鉨文“攻”作上下结构，“师”作“帀”，均是齐鉨文的特殊写法。《史记·平原君传》载：“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赵地东武城与齐国接境，可能此地一度属齐。“攻师”即工师，《孟子·梁惠王下》载：“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赵歧注：“工师，主工匠之吏。”所以此鉨应为齐国负责管理东武城工匠之吏的职官鉨。
“司马敀鉩”鉨，战国·齐，印面2.3×2.2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官鉨。“司马”为官名，《周礼·夏官》载：“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此鉨署文“司马敀”，当是司马职官属下的敀，较为特殊。
“工师之印”印，战国·秦，印面2.1×2.1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秦国文字特征明显，印文圆转流畅，凡纵向笔画皆下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笔半行横折下曳更是秦印文的特征。秦国地处关西，与东方诸国相比经济文化发展较慢，其文字沿袭了周的正体文字，少有创新。秦统一后颁行的小篆字体，其基础就是秦的正体字。秦国官印称“印”也是其特异之处。此为秦国工匠之长的官樱
“王间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0×2.0cm，通高1.6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絑”玉印，战国，印面1.6×1.6cm，通高1.3cm
战国时期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絑”二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有差别，但无疑均已成熟，表现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样如此。此时的印面从文字布局看，更注重单个的文字结构，整体上不如汉代规整标准。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引人注目，若从印面通观，似显分散。当时入印的文字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字仍不分，少有特定的某种印文或美术式的变体。战国玺印的印面广泛采用边框，宽阔的边框往往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这些组合的出现，说明在印文不变形的前提下当时已考虑到印面整体布局的修饰。后人摹刻战国玺印，往往以印文相互配合来整合印面，忽视了其特有的时代特点，作品并不具备战国玺印真实的历史风貌。
“薈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2×2.2cm，通高1.7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薈信鉩”四字。战国时期的玉印文字笔画多为每一笔的中部较宽，字口亦深，两端尖锐，字口略浅，表明是砣轮砣磨造成的。印身色泽温润而暗，似光亮含而不露。印身有璞天成。此印顶钮狭长，印台较高，厚实敦稳。其形体较大，在战国玉印中比较少见。
“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印面1.6×1.6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
“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玺面2.4×2.4cm，通高1.6cm
“雷旦都司工”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为地名“雷旦”的专用字，“雷”字在此处疑读为“漯”或“灅”。《说文》释：“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今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又释：“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即今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主流均在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之名可能与此二水有关。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的司空官鉨。
“外司炉鍴”鉨，战国·燕，鉨面5.1×1.4cm，通高9.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外司”，即外司炉，是掌管铸造的职官。“炉”字与燕国货币明刀铭文“外炉”之“炉”字相同。“鍴”读为“瑞”，《周礼·春官·典瑞》中郑玄注：“瑞，节信也。”《说文》则释：“卩（节），瑞信也。”这种战国时期长柄长条形的官鉨目前仅见于燕国官鉨。有一种观点认为此鉩是掌管铸造钱币的职官之鉨。
“广阴都左司马”鉨，战国·燕，印面2.1×2.1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广阴都”鉨文作“怳阴都”，“怳”可读作“广”。燕国有货币“怳昌”布币，其铭文“怳昌”即燕国的广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 中国古代以山之南、水之北称阳，以示其朝向阳光照射之意；以山之北、水之南称阴，以示背阳之意，“广阴”即广阳水之南岸。燕国广阳旧地在今北京市西南郊一带，广阴亦应距之不远。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广阴邑负责军政的司马官鉨。
“平阴都司徒”鉨，战国·燕，印面2.4×2.4cm，通高1.5cm
鉨铜铸，方印，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平阴都司徒”5字。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均有“平阴”地名，燕国的平阴不见记载，但燕国货币中有“平阴”铭文的布币。 鉨文“都”的写法为燕国官鉨所独有，地名称“都”也是燕鉨的一个显著特点。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平阴邑负责邦教的司徒官鉨。
“榆平发弩”鉨，战国·赵，印面1.5×1.5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左上起顺读。
弩本为古代射击用兵器，鉨文中以发弩作为职官名。战国时期各国即以强弓硬弩为主战利器。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将孙膑伏兵于马陵道，以弩射兵为先导，万弩齐发，使魏军遭受毁灭性打击。魏国大将庞涓自刎，齐军大胜，这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弩射兵的最早记载。《汉书·地理志》载荆州刺史部南郡下本注“有发弩官”。此鉨为战国时期赵国负责榆平地区弩射兵的官员之鉨。
“南宫尚浴”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左上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樱
“中官徒府”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中官徒府”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樱
“灋丘左尉”铜印，印面2.4×2.4cm，通高1.1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灋丘左尉”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樱
“修武库印”铜印，印面1.7×2.2cm，通高0.9cm
印铜铸，长方形，鼻纽。印面有阳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修武库印”四字。
库为掌管武器及车的机构，其主管官吏称库啬夫。《秦律杂抄》即载“稟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此为秦王朝库啬夫所用之官樱
“小厩南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小厩南田”四字。
印文中之“田”即指田官。秦简有“大田”之官。《吕氏春秋·勿躬》亦有“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如宁遬，请置以为大田。”之句。此为秦王朝管理小厩官田的田官之樱
“右公田印”铜印，印面2.1×2.2cm，通高1.6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文界格，呈田字格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右公田印”四字。
此为秦王朝管理公田的官吏之樱
“邑尉印”铜印，通高1.3cm，印面2.1×2.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双层印台。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邑尉印”四字。
尉为秦代县佐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掌县中军事。此为秦王朝官樱
青鸟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0.9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形状为一只背负筐篓的青鸟。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青鸟是西王母的侍鸟。西王母住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山海经·海内北经》记龟山，“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汉代神话中有关东王公、西王母的故事颇多，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设祠求神是十分普遍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有一段故事很精采：“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张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西面东向，头上戴七种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两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图案印中以鸟形纹为题材者虽有很多，但此印较为特别，图案中的鸟背负筐篓，很易识别。此外，故宫藏品中还有几种三鸟集于一印面的图案，表现的可能也是青鸟。
舞乐杂技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4cm，通高1.3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4人各据一角，右上角之人边歌边舞，右下角之人跪坐吹奏似竽的乐器，左上角之人弹奏横于座前的瑟，左下角之人似在表演抛戏杂技。
舞乐是汉宫廷行祀、典礼时必备的仪式，以求国家安宁，不见灾疾，五谷蕃昌。宫廷内部舞乐内容有所不同，新声变曲，常唱常新，总以迎合帝王兴趣为旨，进而求取功名富贵，西汉武帝时的李延年与其妹就是典型之例：李延年性通音律，据说他所作之曲“闻者莫不感动”，又善歌舞，深得武帝喜爱。一次，他侍武帝歌舞娱乐，展清音而长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引得皇帝连连叹息道：“善！世岂有此人乎？”于是延年之妹遂得近天颜，兄妹富贵。
此印是汉代图案印中表现歌舞、演奏场面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件，清晰地再现了表演的一个场景，正是《盐铁论·散不足》中“今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之写照。
牛形象人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1×1.5cm，通高0.8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头戴牛首假面具的舞蹈艺人手舞足蹈地在表演。
这种头戴假面表演的艺人在汉代称为“象人”。《汉书·礼乐志》孟康注：“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注：“著假面者也”。象人有定员，但表演时人数可能与具体节目有关，不一定是组舞。《礼乐志》载：“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汉代少府下属有乐府，管理礼乐与宫廷从业艺人。
郁儡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1.4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双臂上抬、手握绳索、腰悬法器的正面立神，应为郁儡。郁儡是神话中治鬼之神，传说居住在度朔山，镇守万鬼出入的鬼门，凡遇恶害之鬼，就用苇索捆住去喂虎。汉代人把郁儡作为门神，在新年的正月初一，将其形象画在门上，以驱鬼避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此“画郁儡持苇索以御凶鬼”。此印图案表现的神人特征与之相符合。
角觝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0×2.4cm，通高1.0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名斗士相扑觝，其中一人俯身寻找进攻机会，欲从下盘扑抱，对斗者张臂跳跃，后闪移避。
角觝又称角抵，是汉代百戏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类似后世的摔跤或相扑，宋、元时称相扑或争交，应属体育运动。实际上这种表演形式始见之时代较早，《汉书·刑法志》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角觝在宫廷与民间都很盛行。宫廷接待外国宾客时，往往多聚观者展示百戏，大张角觝，散财帛赏赐，令外国宾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以显示汉廷国力之雄厚。《汉书·武帝纪》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注引文颖：“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文选·西京赋》中也有“临徊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之句，描述的就是这种运动场景。
吐火魔术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3×1.3cm，通高0.7cm
印铜铸，印台3层，向上渐敛，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背向而坐，小臂弯曲，状似接物，各自鼓腮吹气，面前有一簇跳动的火焰。
吐火是魔术之一种，最初由国外传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谴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西域传》引《魏略》：“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吐火与自缚自解的魔术至今仍在演绎。
蹴鞠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6×1.6cm，印体厚0.5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对面站立，各用足面颠球，进行比赛。另一面为百戏图案，形象较粗略，大约为伞下两人相背而坐。
“蹴”指用脚踢或颠动物品，“鞠”指有填充物的皮球。蹴鞠作为我国古老的足球运动屡见于历代史籍。击剑、射猎、赛马、蹴鞠在汉代皆为主要运动项目，极具竞争性。
追水豹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3cm，通高1.1cm
印铜铸，印台分层上敛（后人磨制损坏成尖状），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兽前窜，一名勇士飞身向前落于兽身，正欲扼之但尚未站稳，图案右下角有隐约可见的游鱼。《汉书·扬雄传》：“蹈飞豹，绢嘄阳；追天宝，出一方；应駍声，击流光”，张衡《南都赋》中“追水豹兮鞭魍魉”，讲的就是这种搏兽活动。追水豹是汉代流行的水上游戏，但表现此种活动的实物不多，这件图案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活动内容的艺术化写照。
神虎逐鬼图案铜印，西汉, 印面1.4×1.4cm，印体厚0.7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并列铸吉语“长年”两字，另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只威猛的大虎人立而吼，张牙舞爪，居高下扑，一个小鬼在下面仰头抬臂，显然被震慑住了，本想到人家中作祟，却被门口的虎神发现，相拒非敌，逃跑无路。
古代人将虎看作一种神兽，认为猛虎属阳刚勇猛之生物，为百兽之长，能搏击凶恶的怪鸟，性喜食鬼魅，所以常以虎比喻勇士。《战国策·楚一》：“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汉代职官中有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主宿卫。虎贲，言如猛虎奔走，喻其勇猛。《汉书·王莽传》：“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三国魏将许褚以勇力如虎而痴，号“虎痴”。此外，军中调动人马以“虎符”为凭。日常生活中虎形图案也较常见，如汉印中虎形屡见不鲜；在门上绘虎为守护神；古帝王视朝于路寝，门外画虎像，故称路寝之门为虎门。《周礼·地官·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所谓虎门即路寝之门。
蜚廉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5×1.9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正面飞神：头顶有双角，面部五官似人亦若兽，背生四翅，两臂细长横举，小臂下探，双腿如鹰腿，爪分开。这种神物应是蜚廉。
“蜚廉”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禽，文献中又有写作“飞廉”者，《淮南子》中称其为得道真人的坐骑：“若夫真人，则动容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圉，驰于方外，休乎宇内。”《史记》集解引用郭璞之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汉书》注则用应劭说法：“蜚廉，神禽，能致风雨者也”，称它是风神。晋灼说它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纹如豹纹。古人传说中的仙人神物概为编造附会，所以说法也莫衷一是。《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受公孙卿蛊惑“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派人持节设具迎候神人。民间自然无力兴造，只好铸一些神话题材的印章佩戴，聊以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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