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教授上财讲座的要点的详细介绍

李炜光教授上财讲座七点（上）   讲座题目：还财政权于民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演讲人：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时间：5月8日(周四)18：30——21：00 地点：白楼一楼报告厅 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一、引言 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财政史。喜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解读明朝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不是一个纵向的宏大叙事，而是横向切下一刀，对万历十五年这一切片作透视。这就不同于过去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文化等范畴的传统分析方法。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逐步过渡到今天，在经济上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上则要复杂一些。80年代的减税让利，到94年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权上收，近几年来又有所变化，但大体上还是向适应一种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化。有消息说，未来还会有大动作，一些大的税种还要上移。 94年分税制的关键，是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上划出一条法律边界。发展至今，却事权财权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继续推动财权的进一步上移，解释不通（当然社保、医保之类的公共开支总是政府上收财权时必定要打出的旗号）。这些年不如前些年那样，用不同的方法、工具进行理性分析，总能得到一个比较能让人明白的结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让人看不懂、捉摸不透的阶段。 建设公共财政这一目标，从1998年至今，也已有十个年头了。整个财政体系的本质，和十年前没有区别。这些年我们讲民主、宪政，主要是从西方思想和智慧传统中汲取资源，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考究一下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先人，难道我们就真的只有产生独裁专制的思想土壤吗？ 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一所大学，一天他们的的州长来到这所学校，两人攀谈，期间听闻布什总统正在该州“视察”，遂问州长怎不去“陪同”？州长问为什么要去陪同？在美国，联邦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边界是有严格的法律限制的，不存在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我们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这种自然观念，不过是后来遗弃了。 今天有人在主张复兴儒学、国学，希望再造一个新的儒家学统，但我看更像是在复兴汉武帝以后的儒学。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们本身都是儒学大师，他们要打倒的是孔子、孟子么，是先秦的儒学么？ 中国人这几十年来对真正的国学、对传统文化的摧毁是致命的，要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人民大学组织编纂了一套儒家经典，十经。为什么是十经呢，四书五经，失传了一个乐经。结果用孝经作为替代，还放在十经之首，这在儒家自己看来都不能接受。今天要看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到台湾，甚至到朝鲜、韩国、日本。特别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各层面都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日本，其传统文化还能够和谐地保有其间，当我们还在热衷于对中、西作区分、隔离的时候——西方财政思想史、东方财政思想史、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等，看看日本，会有更深的思考。 二、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 （一）勇敢的安提戈涅 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是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他一生写了130部悲剧，《安提戈涅》可以称得上古希腊悲剧中的代表作。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端翁被长老们推为新国王。克端翁王指责波吕涅刻斯“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家伙，我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悼,比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践得血肉模糊！这就是我的魄力！”“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这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 安提戈涅胆敢藐视人间的法令，“以身试法”，克端翁王自然非常愤怒。剧本是这样描写的： 克瑞翁低头望转她，问：“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 安提戈涅：“我承认是我做的，并不否认。” 克瑞翁：“你知道有禁葬的命令吗?” 安提戈涅：“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公布了的。” 克瑞翁：“你敢违背我的法令吗？” 安提戈涅：“我敢！我敢！宙斯从没有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伯别人而违背天条，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惩罚。我知道我会死的，我遭遇这命运并不感到痛苦，但是，如果哥哥死后得不到埋葬，我却会痛苦到极点！” 她大声讥问克瑞翁王：“你说的话也算是法律吗？” 我相信每当戏剧表演至此处，古希腊的观众都会满含热泪，激动非常，掌声如潮。古希腊的时代，王之上还有神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代表着天。现官不如现管，惧怕皇帝甚于敬畏上天。 （二）中国是“一”的文化，西方是“多”的文化 古希腊，斯巴达有两个国王，还有公民大会，元老院、十大将军、议事会等。现代制度是三权分立。西方的世俗权力从其初始就受到神圣权力的制约，经历中世纪的神权弱化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议会权力的制约。 学术界的习惯看法认为西方的中世纪是暗无天日的，不对，只能说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神学家仍然有深邃的思想，有比较自由的空间。到1215年，英国就出现《大宪章》了。13世纪，下议院就基本成型了。这些变化，这些贯穿政治交响乐的主旋律是什么？就是国家和民众对钱袋子的反复拉锯、争夺。在这个前前后后历时400年的争夺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战争发生，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这些落地的人头中，有一颗叫做查理一世，有一颗叫路易十六。据说断头台是路易十六亲自发明设计的，这种装置出现之后，就极大地减轻了死者的痛苦，死生就在一瞬之间。而先于路易十六死去的查理一世，无法享受到这种先进工具所带来的痛苦削减，他所经历的仍然是传统的刽子手砍头那样的残忍过程。温总理在今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在我们财政思想史研究者看来是非常到位的话，他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中国人崇尚一个制度，一个思想，一种文化，一种声音。树立一个核心，紧密团结，保持一致，还要“高度一致”。中国人不大喜欢多元，不大听得进不同的声音。 中国人从来如此吗？不是，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中国人原本也是崇尚多元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 春秋时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开放的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没有“独尊”，没有“焚书”，没有“大一统”；不必团结在以谁为“核心”的周围，也不必跟谁“高度一致”。比起现在的我们来，先秦思想家们离宪政民主更近。出现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一批思想大师。在西方，只有古希腊可与比。甚至更夸张一些地说，当我们祖先的思想、智慧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一下子上升到一个空前高度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西方人还没从树上下来呢。古希腊城邦不过2万多人，中国人口其时已破千万。今天提中国人思想家的代表，首先想到谁呢？仍然是2000年前的孔子、孟子、老子。中国思想是一下子成熟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随后就长时期再没有任何进步。 我们今天能够说比先秦时期进步了么？未必。今天把孔子孟子的某些话翻译成白话文，恐怕就不能发在报纸上，发上去就是典型的反动言论。前秦时期是思想的开放，不是今天所说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因为首先有了思想的禁锢，是因为你未曾说话之前先要有所顾忌，要琢磨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要拐着弯说，哪些话你说了之后会被抓起来，哪些话你说了之后会被请去喝茶。先秦时何须有这诸多顾忌。我们看孟子与各国执政者的一些对话，常常是直来直去，丝毫不留情面。 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也是如此，苏格拉底走到广场上，找着一个人就和他讨论问题。中国古代没有广场，但是有列国啊，而且也还没有生成户籍制度，大学者可以自由走穴，宣传自己的主张。那时候的君主也还没有形成垄断意识形态的偏好，反正是在意见市场上，你们谁说的对，于我有利，我就听谁的。自由的很。 没有独尊，没有焚书，也没有大一统。我认为独尊比焚书要可怕得多，也严重得多，等于是不接受一种特定思想就把脑袋拧下来再把这种思想灌进去再把它重新装上，这就叫灌输。今天的教育体制就是这种古代灌输的活化石，看看一个小学生从一二年级到大学本科之前所接受的一系列教育，就是这样。有一些人到了本科之后，得以有机会打开眼界，经由一个痛苦的反省过程形成新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更多的人就一直延续下去了。这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富于创造性的头脑的。 （三）举例 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剥夺他的思想、理念。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意志和向往。不怕穷，就怕无志，这是古人的价值追求。不怕无志，只要不穷就行，这是今人的兴趣品味。 2、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很多人喜欢从道德上来解释这句，他们忽略了一个背景，孔子的很多话是针对统治者说的。这句就可以引申出一种权利平等、消极自由的诉求。 3、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这是孟子和齐宣王之间的对话，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放夏桀周武王伐纣，有没有这故事呢？孟子对曰，他说在文献上面有。然后齐宣王又问孟子，周武王商汤他们可都是臣子，以下犯上，把他们的王给赶走了给干掉了，这行得通么？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同时破坏这两者的就叫做独夫民贼。我只听说杀了一个叫商纣的坏蛋，没有听说是杀王。孟子的潜台词就是，王从他违背仁义尺度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具备王的资格，人民就有权要求王的更替。这个思想不就是权力的合法性思想么？ 老子也很有趣。老子是一个怪人。就像今天网络上的愤青，愤世嫉俗，看现实社会不顺眼。老子思考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他看其他人思考的层面还是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不足与云。最后一个人出函谷关，走了。他算是真正的哲学家。 这些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在1949年后的教科书中一直被描绘为是维护旧制度、祈望恢复奴隶制度、是落后生产力和腐朽没落的阶级的代言人。我们不禁要问，是这样么？如果不是，那他们究竟在维护什么呢？ 三、邑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的社区自治 （一）邑共同体概述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这里的“国”就是成百上千个自立的聚落，也叫“邑共同体”。每国的人口平均几千人，或千人上下。邑的周围，有广阔的“山林川泽”，君民共用。这种小共同体，是邑共同体政治秩序的基矗 “国人”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对国君或贵族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权参军参战，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支持对外战争。平时这些资源就留在国人的手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发动“国人暴动”呢？就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权利的独立性，国王也是他们选举出来的。 共同体成员只向其君（共同体领袖）主提供有限的义务。君主可以利用“籍田”的方式，借民力而耕种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农闲之时与民共同狩猎，按一定的规定均分所获，比如大动物归公，小动物归私等。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有限的赋税。 共同体君主主持共同体的祭祀和军事行动，除了为这两项大事外，不得对国人加征。邑共同体四周的“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属于公有，君主不得独占。 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使君主不能过分专制。 （二）邑共同体的政治原则 第一，共同体成员相对平等，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 第二，共同体首领是平等的成员中的一员，其地位由共同体成员协商选举产生。在中国，叫“禅让”。 第三，共同体首领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取得其他成员的信任而赢得领导权，并且要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遇到战事须带头冲锋陷阵； 第四，共同体的经济资源（来自于剩余产品）只能定向用于公共事务。如治水、战争、祭祀等。如中国的“大禹治水”。 第五，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资源是不固定的、不可预知的。共同体首领者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必须采取分成制。 （三）邑共同体的秩序和日常生活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人治、德治的条件就在于，它需要局限在一个很小社区范围内，彼此相识，彼此尊重，如同一个大家庭。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知根知底，谁家的孩子有多少出息、谁是什么品行互相都了如指掌，这样的人治、德治，执政成本就相对较低，也就足够。君受礼的约束，靠“群臣士民”的信服来维持。普通百姓遵循礼的原则，建立彼此的信赖和责任，是“面对面”的社会。当社会稍微再向前发展，从早期的知根知底的“面对面”社会进入到一个陌生人越来越多的“背对背”社会后，各种不相匹配的现象就越来越多，人治、德治也就走到了尽头。 共同体中，公共权力并没有从一般权利中分化出来,万事都由部族的大会决定，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部族首领是在人民中间的一分子，而不是在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国王与民共处、面对面地了解民情，并为老百姓树立一个直接的道德典范。 国人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能轻易得罪。君子代表社会问政、约束君主，体现了具有宪政潜力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这就是孔子理想中的小共同体自立的政治框架。 （四）你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邑共同体生活实例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 在邑共同体的时代，君王由于是共同体成员协商、选举产生的，因而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十分注重自己的作为在他的选民中的评价。其时的百姓，则保持着一种歌以咏志的习俗，通过诗歌的唱和表达对国家政治的看法。为了获取这种民意的反馈，国王就设立了采诗官，到各地探访民众，说一句：“你会唱歌吗？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确是这样，那些普通民众面对采诗官的问话，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直抒胸臆，发自真情，我们的祖先也曾潇洒、自在、快乐地活过。 谓之不信？且看下面这首歌：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国风郑风女曰鸡鸣 一个何其幽静安详的画面。明星有灿，我对这句特别有感触。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去游览武夷山，夜间的时候，在山路上抬头，我惊呆了，明白了什么叫星光灿烂，我发现了原来天上有这么多的星星，即使没有月亮，他们的光亮也足以照亮整个山路。而今天的城市中人是看不到这种星光灿烂的，只能看到星光黯淡。“莫不静好”，这是一个多么自然的、和谐的、平静的社会和生活，没有忙不完的“工作”。 李炜光教授上财讲座七点（下）   讲座题目：还财政权于民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演讲人：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时间：5月8日(周四)18：30——21：00 地点：白楼一楼报告厅 讲座要点整理：东方木匠 四、时代分水岭：“春秋军事革命”引发财政变革 （一）总的情况 两个半世纪中，大邑兼并小邑，兼并战争连绵不断。频繁的军事行动对各诸侯国提出了财政挑战。由于各诸侯国都大量征发兵役，公田共耕制度普遍被废弃，军事开支的压力迫使各诸侯国君主致力于增加财源，于是邑共同体自治时代的财政体系被君主的财政专制所逐步取代了。 时代背景一：春秋时代，出现新的生产工具。铁器、牛耕的普遍应用。生产力的的飞跃使得农业可以作为稳定、充裕的税源。 时代背景二：耕地面积扩大，吸引大批国人从公田上逃往开垦“私田”。私田无税，不得不改革。无田甫田，唯莠娇娇。（诗经） 全部的资源和人口的使用价值，都垄断于一个人的手中。进入到这样一个社会阶段，就必须也只能指望个人的智慧与德性。遇到一个明君，社会就发展；遇到一个昏君，社会就衰落。这种怪现状直持续到今天——假如不是1992年邓小平以老朽残年之力南方巡视，力推市场化改革，在这样一个体制下，确实很难说后来历史会怎样演变。有人将这一事件称之为“第二次遵义会议”，这正是症结之所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一个不可预期、充满风险的社会。 （二）新的问题 第一，税源有了，怎么把它收上来呢？邑共同体旧的财政分成的办法显然不行，国人不同意，不能硬来，而且人家还得分一块走，君主不愿意。 第二，公田荒芜，私田兴旺，税源不能保证。战争需要，税源枯竭等于死路一条。 这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子产作丘赋。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在各国的多场改革的核心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国家从民众手中抢钱，聚敛财富。以授权为标志的、古典的中央与地方（基层）关系彻底被消灭了。如果说地方还保有一些权利，那是国王给予的。后来的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都始于此。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主要是生产（耕作）工具的进展，从以往的骨器转换成铁器，国人得以开垦出越来越多的私田，因为私田是无需纳税的。“作丘赋”就是实行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的政策，相当于“履亩而税”，即对国人的“私田”也征税。因而遭到国人的反对，乃至于诅咒子产“其父死于路”。“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对开征新税种和改变税制这样一件事关全体人民福祉、国计民生的大事，不经过既定程序，不与大家协商，政治决策的随意性压倒民众的个体意志的多样性，这种政治不可持续。美国人后来喊出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nopresentation，notaxation），是一个意思。 子宽提出了一个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哪里？他的思想方向再往前推进半步，就是宪政民主。不管你想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政策指导一个国家，都必须通过既定的、被人们所认同的程序，然后你的理念和政策才具有合法性。反之，不管你的理念和政策有多么好，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统治也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郑国的治理依靠的是子产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能力，并无制度的根基。 君主突破传统社会的限制、建立支撑专制权力的财政体制的三个手段。 第一个途径：如上述“子产作丘赋”以及后来鲁国的“初税亩”。 第二个途径：“料民”。即登记人口，实行户籍制度，设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确立固定的税额。 第三个途径：垄断“山林川泽”，将等公有资源归为己有。 这些方案的后果是，“厉王专利。国人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国人暴动。”罗斯福讲，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三）春秋财政改制的结果和启示 结果：加强了君主权力，“邑共同体”被破坏。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和强大的君主财政体制。 启示一，制度变迁轨迹：由部落林立、相互联盟，过渡到初期国家组织形式的分散制衡，最后演变为专制集权，并被历代统治者“编织修补得结结实实”，强大的制度力量已达到颠扑不破的程度。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包括皇帝本人，也不可能改造、创新它，任何违背它的意志的行为，都将被它捻的粉身碎骨。而所谓的社会基层共同体，早就随着历史的演变灰飞烟灭了。 启示二，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财政专制。君主财政独裁建立后，不再需要与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讨价还价。中国社会的悲剧与悖论由此而生：最高统治者认为“国家的意志至上”，理直气壮地要求社会成员倾其所有以奉之，有权任意限制和剥夺私产，而私人个体则只有遵行而无任何抗辩之自由，中国社会基层因而完全失去活力与动力。 五、孔子说“不”：先秦知识分子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老子、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生活在春秋末年，目睹了这一过程最急剧最惨烈的兼并阶段，预感到了专制独裁时代的到来。 （一）老子择要 老子一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邑共同体的政治生活。 老子二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者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老子三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作为一个执政者，时常抱有敢为天下先的积极性主动性进攻性的心态，希望创造出神迹和奇迹，希望震惊全世界，人民就成为受害者。所以老子还有一句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要比勇于敢更难。 老子四 治大国若烹小鲜。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喝粥的历史，从古至今，老百姓能够图的也无非就是能够喝得上一碗粥，这个要求却时常得不到满足。 （二）孔子择要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就是那种一千左右到几千人小社区的自治。是以国家权力替换共同体自治功能，还是保证共同体的自治功能？让上千个小国，也就是基层社会共同体拥有自治权。力图保持文化中的这种基层共同体的基因。 苛政猛于虎 薄赋敛，则民富矣。（说苑•政理）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大学） 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怒斥：非吾徒也，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利民，不与民争利；便民，不聚敛扰民。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有人在中央台讲解这段时是在歪解。把民信解读为“国民要信仰你的国家”，国家是什么？按照我们的教科书，国家就是一个暴力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手段，你信仰一种暴力工具和手段做什么呢？民信指的是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获得其人民的信任和授权。这是获取政治合法性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为人民创造温饱的生活水准，最后才是建立军事武装。 （三）孟子的境界 孟子是大丈夫，孟子的文字总让人读得热血沸腾。“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游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 2、博爱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 近些年讲自由、平等很多，不大讲博爱。现在中国人最不信的就是博爱。 3、正义论 政者，正也。（颜渊）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攻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上） 一个国家干预另一个国家，如果他的人民欢迎这种干预，认可这种干预，那就是符合正义的，那你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你的统治，否则，就赶快撤出来吧。这实际上明白无误地点明了国家间军事干预的一个判断准则：人权高于主权。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反复劝谏仍不改过，则应当“不换路线就换人”。 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4、恒产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 5、轻税观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伟大的思想种子，埋在缺乏自由的土壤里，被中国人自己贴上礼教的封条，这就是《孟子》。 （四）小结 权力本在社会的基层。集中于国君是通过财政体制的变更进行的。先秦思想家为之抗争无效，但由此产生了伟大的思想遗产。 六、外国历史的启示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与基层社会共同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大体都给共同体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基层共同体在国家建设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为了制约可能形成的庞大国家机器对社会共同体的侵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设计了一个以州权为中心、严格限制联邦权力的体制。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发展的潜力，不取决于其政府的强力，而取决于其基层的活力。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度，美国政治的一句至理名言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至今，美国政治的中心，不在国会大厦、甚至不在州政府，而是在基层几万人小镇的镇公所议事厅里。公共事务都采取公民投票或代议制方式、舆论监督的方式，认真严谨地议定、执行。 美国人2009年的预算在2007年就讨论的热火朝天了，我们2009年的预算要在2008年7月份才开始，而且主要是财政部在2008年最后一个月草草拿出。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年会又在3月份开，而财政年度是从1月份开始，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每年的1月份到3月份之间的两个半月中，国家财政是脱离议会的监督和制约。而即便到了3月份的人大会议，代表们审议预算的时间也极为有限。每年11月份的国务院全体会议是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分钱会议，这种会议往往不留结余，每年的财政增收总要在此后突击消化掉。去年11月份也是如此，想不到今年1月突如其来的冰冻灾害。国家在这场灾害中蒙受了多大损失，政府在这场灾害中投入了多少款项，这都是一笔糊涂账，至今的报道都很低调。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担心政府不说话，按照其性格，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做了多少好事，投了多少款项，之所以不说，可能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笔糊涂账，已无法说清，说清了反而牵扯出去年的问题，是弊大于利了。 七、我们应该继承或借鉴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一）继承我们的祖先的那种独立的精神。继承他们的批判的勇气。推动国家的文明进步，才是最大的“爱国”。“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二）成功的市场经济镶嵌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希望走出一条既不专制、又不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我对此表示怀疑。早一些走上民主的道路，至少能够早一点少受许多害处。社会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于社会基层。社区自治的好处：社区居民了解当地情况，自己治理家乡的事务，拒绝外来的权力强加于己。 （三）政府应从社会中退出，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改革三十年，企业或个人更为的自由，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仅此不够。要突破历史局限，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 （四）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的特征，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通道。“公民参与式预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微观的操作与落实，纸面上即使有了完善的规定，公民权利仍然是空的。失去公民信任的预算，因正义、公平的时常缺席而在公民中的信任度衰减，大量浪费社会资源，国民福利的改善被忽视，财政预算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大的秘密性。 （五）财政制度及预算案审议方式的改革可从基层做起。涉及预算设计、建议、制定、听证、问卷调查等程序。人民有了审慎选择的机会和时间，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六）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治理权，这两者结合，才是“财政”的全部内容，并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财政权”和“财政治理权”并不是一回事，以往把它们完全混同了。 （七）法国大革命也是起始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财税争议，最终以一种极端和暴力的形式迸发出来。法兰西历代国王们，从路易十三一直到路易十六，也都希望改革，但是没有实质性动作。我希望中国不要走到那样剧烈的境遇，我们是有机会的。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哪怕只是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解放日报不让我发言，我就到南方周末去说，到南风窗去说，到南方都市报去说。上海封杀你，你就到广东去说。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用李零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不忍心，我可爱的中国，就这样被糟蹋下去，被一大堆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糟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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