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之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的详细介绍

1月6日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中的侠义》 孔庆东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7日 13:18) 主讲人简介：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著作有《北大往事》、《47楼207》、《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等。 内容简介： 一、武侠文学的起源： 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但是比较具体地来论述“侠”这一概念的，则是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那么，真正为侠树碑立传，把侠写得光彩照人的却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二、武侠文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有很多，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武侠小说”类型的文学作品。只不过当时叫它“传奇”或“公案小说”等名称。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则是《水浒传》，它给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三、侠义的深化： 当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于是，维新派领袖谭嗣同，革命党人秋瑾、林觉民等人竭力提倡武侠精神。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四、侠义的本质： 大侠精神，后来在金庸等武侠小说作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那么，究竟怎样理解武侠小说中的“侠”和“侠义”这样的概念呢？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一种“融合”，既有历史上真的武侠的影子，也有我们头脑中的想像，最后融合成武侠文学中的侠客。 五、侠义的现代性： 到了现代，武侠虽然去除了理想色彩，变得平淡，但它暗藏的这种侠义精神，还是千古相随的。在作家王度庐的笔下，是这样；在作家还珠楼主这里，也是如此，侠义精神一方面写得很高，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注了非常高尚的情谊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全文）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埃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力棒而已。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武侠小说中侠义这个概念，一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很多人推崇我前面读过的司马迁说的“救人于厄”，在人困难的时候帮助人。那么还有人认为，“侠其实是最自私自利的”。这是两种观点，相去不可以道理计，这两种观点天壤之别。 那么我很赞同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的观点。陈平原先生认为：“武侠小说中的‘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的客观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当代的视野与文类特征的融合。”他说了这么几个“融合”，就是你说，武侠小说这个“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一种“融合”，既有历史上真的武侠的影子，也有我们头脑中的想像，最后融合成武侠文学中的侠客。所以我们关键在于，是考察它是怎么融合的？融合的趋势是什么样？而不在于，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侠是一二三四五，不在于给它这样一个定义。但是我们从现实阅读的经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融合越来越赋予侠义以英雄色彩和高尚的色彩。 现实生活中的武侠，它怎么样发展，有一条脉络，我们可以考察，什么时候高扬，什么时候低落，什么时候社会道德很败坏。比如说，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流氓侮辱妇女，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小孩掉到水里，没有一个人去救，有人要救，还要先要钱。现实生活中，侠的精神高扬或者是衰落，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发展脉络。有的时候“雷锋”很多，有的时候没有“雷锋”。这是现实生活中侠的情况。但是在武侠文学中，在文学作品中的侠的形象确实好像是越来越多的被赋予英雄色彩和高尚色彩。所以也有人说，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侠的精神衰落了，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需要阅读武侠小说，来弥补他的心灵创伤。 那么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其实都是从正面，从褒义的角度，来看待侠客的，不论这个侠客是我们的一种英雄梦，还是我们的梦英雄，我们可能是通过阅读武侠小说，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是向往那里边的英雄，都可能。如果说，作者和读者都认为，武侠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那么武侠小说就不会存在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是为了拯救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灵魂，正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满足，我们对现实的不公正现象有了种种的遗憾，所以才需要艺术作品来拯救我们。尽管在很多武侠小说中，出现了一些自私自利的、假仁假义之徒，比如说，《水浒传》中就有白衣秀士王伦，《水浒传》一开始晁盖他们上梁山之前，梁山上占据着一伙，其中有首领白衣秀士王伦。再比如，现代武侠小说中，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有岳不群，有左冷禅，这些人物都是假仁假义之徒，但是他们恰恰是作为反面形象被塑造的，他们只能说，是一些“伪侠”，不真的侠。所以，作者塑造他们的目的，在于对他们进行否定，而不是肯定。所以说，作者和读者，在批判和否定这些“伪侠”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侠义精神本身，而是由此反衬出侠义精神的可贵与伟大。 那么现代武侠小说中，还有一位作家，这位作家以前不太著名，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了，他的名字叫王度庐，因为根据王度庐作品改编的电影叫《卧虎藏龙》获了奥斯卡金项奖，所以王度庐的名字重新被很多人所知道。那么，王度庐的小说中，也有侠不犯禁的一面，比如说，他《宝剑金钗》中的李慕白。我们知道，《卧虎藏龙》电影里的主人公之一李慕白，《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其实是根据王度庐的好几部小说改编的。所以李慕白这个形象，是在好几部小说中出现，李慕白住在监狱里边，他可以越狱，但是他坚决拒绝越狱，这就是一个例子，现实武侠的例子。 可是王度庐笔下的这些侠客们，不但不俗，而且更加侠入骨髓，义薄云天。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鹤惊昆仑》。《鹤惊昆仑》中的主人公叫江小鹤，他的心上人阿鸾，被另外一个侠客，叫纪广杰的给娶走了，他就拼斗，为了心上人，和纪广杰拼斗。可是一路之上，他却亲眼看到了纪广杰赈灾救民，发放赈济粮，救民于难。他觉得，这个人是个大侠，这个人做了这么大的好事，我就为了自己爱情的原因，跟他拼命，这不是不仁不义吗！于是他就罢手，忍辱罢手，反而暗中帮助纪广杰，两次救了对方的性命，这是一种侠。 还有，在《宝剑金钗》中，这个情节呢，《卧虎藏龙》电影里也演了，就是李慕白明明和俞秀莲萌生了情愫，但是当他知道俞秀莲从小已经定亲，已经跟一个叫孟思昭的定亲了，所以李慕白就受秀莲父亲之托，一定要负责将秀莲送往孟家。本来他们两个是有爱情的，但是对方已经有了人家，他就忍着自己的感情，把对方送到她的夫家去。而对方孟思昭感激李慕白的相知之情，当他知道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情的时候，我虽然和她是从小订的亲，但是人家两个人是两心相许的爱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人，为了成全对方，他一死酬知己，就是故意在一场拼杀中拼命，死去了，把秀莲让给李慕白了。所以双方都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这都是一种侠义精神。可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没有想到的，它的后果，造成女方进退两难。 所以，直到第三部作品《剑气珠光》中，活着的李慕白，和俞秀莲两个人，只以兄妹相称，他们两个人不肯结合，因为他们不愿意辜负了死去的孟思昭。那么到下一部作品，叫《铁骑银瓶》中，韩铁芳先交了一个忘年交，叫玉娇龙，这就是电影里边，章子怡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中年人了，她为了玉娇龙，为她千里报丧，卖马入殓，后来又遇到一个忘年交叫罗小虎，也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为他奋不顾身，舍命相救，而这两个人--她交的这两个朋友恰好是她的生身父母。所以，正像司马迁所说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就是到了现代，武侠虽然去除理想色彩，变得平淡，但是它暗藏的这种侠义精神还是千古没有断绝的，到王度庐这里，侠义精神一方面写得很高，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注了，很高尚的友谊温情、人道主义的关怀。 那么在侠义中，体现出人道主义因素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名满全中国的一个名字。那时候提到还珠楼主，不得了，还珠楼主的小说连载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一个单行本。每次出单行本的时候，书局门口排着长长的大队，当时的青少年都是排队去买他的单行本。还珠楼主的代表作叫做《蜀山剑侠传》，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知道。《蜀山剑下传》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连载，一直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没有写完。这个小说，当时是不分行、不分段，也没有标点，一个字挨一个字排下来。那么按照这种排版方式，我们数一数，是五百多万字。假如说，按照今天的排版方式，分了行，分了段，加上标点符号，大概要两千万字。如果按照古龙那种排版方式，一句话一段，那就不知道多少万字！所以说，这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小说里面涉及天文地理，所有的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全都包含在内。而他的《蜀山剑侠传》中，正、邪两派，都积极地修道成仙。它这是一个剑仙派的武侠小说，它里边武功、人物都非常奇幻，功夫可以达到超自然的境界，相当于现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大海可以煮沸，喜马拉雅山可以融化。功夫可以练到这种程度，所以相当于《西游记》。 那么这里边的正派是以就为别人，帮助别人，为修炼的玄门正宗，就是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功夫，要过一些关。这个关是要帮助别人，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就能提高自己的功夫。所以他们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而邪派的这些人物，却是以滥杀无辜，以求速成，他们也要练一种功夫。练的功夫就要杀人，喝人血，吃人肉，自己的功夫才能提高，所以邪派人物是滥杀无辜。邪派的人物是逆天行事，终于遭到孽报；而正派的人物，以生命原则为重，不求速成，反而能够速成。 那么还珠楼主强调的内外兼修，其中外功就是要求广施善行，到处修桥补路，做好事；邪派人物倘若是革新向善，就能够减免灾祸。所以，这些思想，在作品中，多以佛、道的思想加以阐释。但是，还珠楼主无疑地加入了，他个人的创造性发挥，他突出地谴责那些弱肉强食之辈，谴责那些涂炭生灵的邪魔，歌颂正义的和生命的力量。其实他写这个小说的同时，正是中国发生抗日战争，以及后来解放战争，就是民族解放战争，加上内战的这个时期。他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之下，在小说连载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对侠义精神的理解。那么他认为，正、邪是要以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来进行衡量的。所以我们看武侠小说，武侠文学作品中的侠义精神，从古到今，他越来越走向现实，走向内在，走向人道主义的方面，这就使武侠小说从一般的消遣艺术，真正地成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可能在座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读武侠小说；我们也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人看不起武侠小说，贬低武侠小说。实事求是地说，武侠小说像其他任何一种小说一样，都有精品，有劣品，有次品。精品肯定都是少数，任何一种文学作品，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剧，优秀作品肯定都是少数，最后能够留在史册上的都是少数，大多数要被淘汰的。衡量武侠小说也是一样，什么是好的武侠小时，什么是不好的武侠小说，有很多标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人的文学，它是不是以人性为重，以人的生命为重，以人道主义为重，是这样的。那么就在人民性，在侠义性这一点上，它立住了跟脚。所以说，侠义精神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神秘的思想，侠义是我们人性的基本需求之一。具有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它是真正的人的文学。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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