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中的艺术的详细介绍

———柳延延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柳延延 1945年生，湖南长沙人。196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对科学、宗教、艺术中的哲学问题有广泛的兴趣。曾发表专著《概率与决定论》。代表性论文有《人是机器？———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科学在当代的处境》。发表随笔《爱因斯坦如果在天有灵》等。 今天我要谈的是我长期以来关于科学与人文思考的一个子题目。也许很多人都意识到，现代生活为我们展开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但美的东西却越来越难以寻觅，而缺乏美我们是很难感到快乐的。那么，艺术作为人的审美活动，在今天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今天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的。 艺术无过去未来之分 科学是不断更新的，其成果往往不能经久持年，或迟或早注定要被更好更新的成果所取代，而成为博物馆展柜中的东西。与此相反，由于艺术无过去未来之分，其作品则可能永葆青春。今天阅读牛顿的著作可能会令人大伤脑筋，但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却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切合时宜，令人愉快。 从起源上看，人类最早的知识之树是艺术（仪式）、神话。即便是原始先民，都没有仅仅满足于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武器的实用功能，而是极力进行装饰和美化，于是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洞穴中的壁画、器具上雕刻的图案。因此，人类这种存在物既有动物性的一面，也有通过艺术、宗教、哲学超越其动物性，追求精神价值的一面。正是这一特点，打破了重复的、千篇一律的常规生活，而与生活的最终本质相联系。无论是古希腊戏剧、中世纪的耶稣受难戏还是印度舞蹈、中国戏剧，无论是印度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各种戏剧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将文化看成是由人的自由的首创精神所创造的，则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化的基本功能应该都是双向度的，一个向度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提供日常劳作的规范与程序，另一个向度是超越日常劳作的规范，为人的存在提供意义、价值和美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整个生活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事功和闲暇，战争与和平，某种以必然和有用的东西为目的的行为与某种以“美”的东西为目的的行为。 确实，我们对世界的态度，首先是实际的。我们需要它，首先是为了吃、喝、繁衍后代，并且我们是在同这些需求相适应的过程中认识它们的。但是人对生活从一开始就有另外的不讲狭隘实用目的的态度，在这种时刻，我们对事物和人并没有任何要求，而是作为审美情感的基础，是对世界无私的享受。某种意义上，美，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为了理解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将它与科学的认知活动作一个比较。首先，它们都是人的理性活动，如果说科学的理性是一种抽象理性，用概念和逻辑对事物进行反思，是对经验的一种逻辑化，那么艺术则是一种实践理性，是对经验的理想化，它用体验、想象、隐喻对形式进行反思。如席勒所说，艺术是有意识的和反思性的，这是它不同于儿童游戏之处。其次，如果说科学是逐渐发展并不断进步的，那么艺术则不是这样。阅读科学史使我们产生一种犹如登山般的振奋之情：有时可能也会跑一小段下坡路，或绕过一个斜坡，但总的方向还是向上的，山的顶峰隐没在云海之中。每个科学家都可以从前人达到的最高水平上起步，而且如果他成功的话，还可以爬得更高。相反，艺术史则是一片冰天雪地，在这块平地上，参差不齐地散布着许多小山、大山。你可以攀登这些山峰中的一座，并达到极点———但却不能继续登高，而只得下山回到平地，不断重新开始，再造起属于自己的山峰。因为科学是不断更新的，其成果往往不能经久持年，或迟或早注定要被更好更新的成果所取代，而成为博物馆展柜中的东西。与此相反，由于艺术的特性，其作品则可能永葆青春。今天阅读牛顿的著作可能会令人大伤脑筋，但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却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切合时宜，令人愉快。关于这一点，1923年毕加索如此评论说：“对我来说，艺术上并无过去和未来之分。如果某件艺术品现在没有永久生命，就根本不要考虑它。希腊、埃及和以往伟大画家们的艺术并不是往昔的艺术；恐怕现在它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富于活力”。 艺术是时代的见证人 真正的艺术最先敏感到时代的特征，一个好的艺术家善于从转瞬即逝的社会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永恒的美。因此，要想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时代，到艺术作品中去寻找是不会错的。 有人也许会问：那么，艺术与自己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既然艺术（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表达的是人的理想，是对日常繁复事物的一种超越，那么，艺术与整个文明的进程就有很大的关系，它们首先体现了一种文明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而且往往是“在哲学家将存在形成思想之前的见证人”。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最先敏感到时代的特征，一个好的艺术家善于从转瞬即逝的社会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永恒的美。因此，要想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时代，到艺术作品中去寻找是不会错的。 比如从十四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文化从出世宗教追求转向入世人文关怀的转折期。这一时代的核心精神就体现在科学与艺术之中。就艺术而言，其风格是从枯槁、僵硬、类型化的圣像绘制，转向自然、逼真的创作表现；其观念是从表达对天国之思慕、仰望，转向表达活生生的“人”，包括其形体和内心，通过“人”及其作为，就可以显示一切高贵、光荣、美好的事物和意念。一直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比翼双飞，科学实实在在地改善着人的物质生活，而艺术则努力表现着人从自然（恐惧）、迷信（神）、君主（专制）的三重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欣喜。 但好景不长。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科学的发展开始加速，且其转化为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技术对人的统治开始全面侵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技术日渐发挥主宰性作用的同时，传统的人文知识则相对衰落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进程刚显露出恶性发展的端倪，文学领域就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并诞生了一批思想巨匠。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批判潮流的产物之一，此后兴起的俄罗斯文学则成了人道主义理想的最后堡垒。可以说，社会对理想的背叛和理想发起的全力反抗构成了19世纪欧洲人文历史的最主要景观。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人们公认，世界文学史上的几座高峰为：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戏剧、俄国现实主义批判文学。一位文学教授在哈佛课堂上这样的比喻很得我心。他在介绍俄国现实主义批判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普希金；又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果戈理；再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打开窗帘，阳光撒满教室，他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可以说，欧洲文学在这场战斗中捍卫了理想的尊严，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但以后的历史却表明，巨人终于倒下了，侏儒和小丑们的时代来临了。于是，一批绝望文学应运而生。比如，诗人里尔克吟咏道：既未认清痛苦/也没学会爱/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其帷幕还未被揭开。俄国诗人叶赛宁无奈地咏唱：我能把大地的语言领悟，却无法抖落大地的痛苦。最先表达出这种时代的深刻不安的，依然是艺术作品。 左右为难的现代艺术 科学让现代人窥见到人在意义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甚至看穿了一切意义寻求的自欺性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这种两难处境深刻地反映在现代艺术作品中。 可能必须在“科学日益成功”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困扰现代艺术的“深刻不安”。一方面，科学提供着各种新的生活形态和手段，使得艺术家的想象空间和表现手法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拓展；可另一方面，科学给出的关于人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又消解着艺术对象原有的神秘感、美感，将它们还原成了每个人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例如，按传统看法，性与浪漫有不解之缘。人们在文学作品、绘画中把性美化、浪漫化、神圣化。而今天科学家使性从浪漫的激情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听听科学家对爱情的基因式解释就能明白，这里的确发生着看待性的眼光的重大变化，而如果杜绝了对性的抒情眼光，影响必定是深远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原动力。抒情化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倾向。如果彻底消解了抒情化，很多生命行为与生物行为又有何区别、有何意义？ 科学让现代人窥见到人在意义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甚至看穿了一切意义寻求的自欺性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这种两难处境深刻地反映在现代艺术作品中。荒诞派戏剧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戏剧现象，因为它展示了“处于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的精神状态。也许“真正的意义只有从荒诞中才能看到”。在一个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环境中追求生活的意义，在一个将追求物欲定为生存的最高目标的人群中讴歌崇高精神，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荒诞性。一个人经历荒诞，感受那种不可思议的气氛，不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引起的吗？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义”和“荒诞”很可能就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是追求美的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境况。 许多人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现代艺术感到不能理解，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时代都会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形象投射到这一时代的艺术之中。试问：哪一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没有在其文学与艺术之中有所反映呢？在当代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中，我们能够毫不含糊地捕捉到一种心灵趋于瓦解、破坏冲动抬头的倾向，它表现为蔑视传统，破坏一切，而代之以标新立异和歇斯底里。 现代艺术之所以打上丑的东西的烙印，是要利用丑的东西来痛斥这个世界，这是现代艺术对社会苦难的抗议。克尔凯郭尔就指出，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例如，当一个现代雕刻家蔑视大理石的华贵而采用工业材料、铁丝、螺栓甚至旧纸板、绳子或钉子等废弃材料来进行艺术创作时，当达达主义者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涂上两撇胡子，他们这样“作画”同米开朗基罗的英雄主义的富丽堂皇相比，似乎显得贫乏，但他们实际上把我们带回到了“我们周围世界到处充斥着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兽性”之中。因此，要问究竟从现代艺术中看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些被破坏了的传统的人的形象：人被剥光了一切装饰，他甚至被剥了皮，切成碎片，四处抛撒；他的器官摆错了位置，他原本是三维的和历史性的，现在却被挤压在二维的平面上，丧失了时间感，只生活在现在；他是无名无姓的，既是每一个人，同时又谁也不是。这样一个无面孔的主人公到处被暴露在虚无面前，充满了焦虑、荒诞和无意义感。因此，现代艺术实际上是“以承认精神上的贫困开始的，有时也这样结束”，它是对我们时代的形象化和直观的表现。 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也是二十世纪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对时间与空间的迷惑，是人类永恒的迷惑，可是今天的人只渴望着未来，越来越不在乎传统，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回忆、去思考。当时间成为永远的现在时，它的纵深感没有了。唐朝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丧失的正是时间向度，眼前只有现时态的广袤的空间，由此带来的是孤独感和悲怆感。卡夫卡笔下那位没有过去、没有时间性和历史性，在异乡的空间找不到归宿和自我的主人公K，恰恰放大了这种放逐感、陌生感。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在其小说《野棕榈》的结尾写到：女人因流产失败而死去，男人还在监狱，被判刑10年。有人给了他一颗毒药片，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唯一能延长他所爱的女人的生命的办法就是把她保留在记忆中，如果自己死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所爱的女人的踪迹了。艺术家对记忆的描写震撼人的心灵，人类尽管可能一无所有，但至少还应拥有记忆，只有在记忆中尚能维持自己的自足性和统一性。低于这个限度的希望其实是不存在的。 有人说，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于但盯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可以说，卡夫卡是最早感受到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人，也是最早传达出这种特征的先知。他的困境其实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看到人生的荒谬，他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要粉碎一切障碍’的口号，我的口号则可能是‘一切障碍要粉碎我’”。卡夫卡的《城堡》和《地洞》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境况：现代人面对巨大的压力却不知找谁战斗，他越是努力，结果反而离自己的目标越远。 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谴责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中所表现的荒诞和丑恶，恰恰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灾难和黑暗，读到了在这样一个破灭的时刻，清醒的人们所拥有的清醒的痛苦。这种批判之所以特别有力就在于，它就置身于这些灾难和黑暗之中，它不贩卖任何廉价的、虚幻的方案或出路，它的迷惑和痛苦本身表达了人性中的神性。 由此我们就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今天是科学理性方式统领一切的思想方式，为什么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却充满着强烈关注非理性的特征。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提出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存在主义提出了生存的荒诞性和非理性，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的“物化”和“异化”本质，其实所有这一切恰恰都是今天真正的思想家、艺术家在对抗这种统领一切的技术理性思想方式的努力。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努力是我们的出路吗？ 激活艺术的崇高使命 里尔克将诗人的工作阐释为“我赞美”，这也许可看成是对今天的艺术家的恳求：别忘了，文学、艺术、绘画的使命是呈现无法显示的东西———崇高。 如何使人文价值成为科学的内在基础，是当代哲学和一切理论探讨的重大使命。有人说，现代人已被自己创造的技术牢笼所囚禁。现代人根本不能想象除了相信科学还能相信什么。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密不可分，难以想象，没有了技术，整个文明将会走向何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使人们脱离困境的力量？ 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艺术。艺术曾经比宗教、哲学更忠实于肯定理想。宗教牺牲人的当下幸福，以换取来世的安宁，实质上促成了尘世的禁欲。而哲学在满足人的幸福方面也是半途而废。阿多诺就认为，今天的艺术和哲学面临着共同的现代性背景，又具有共同的目标———和解。和解是直觉与概念、特殊与一般、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互动与综合，是科学与人文的和解。和解作为人类解放的最终形象是无法直接用概念把握的，只有艺术才能为真理提供一个可触摸的感性形象。就对现代社会苦难的抗议来说，艺术具有哲学不具备的优势。“理性的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它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以把苦难归于概念之下，但却从来不能以经验的媒介来表现苦难”。也许艺术和哲学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把握真理。因而，现在许多哲学家将拯救的力量投向了艺术和诗歌———让美拯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说：“艺术就是政治实践”。艺术是最高意义上的启蒙。 现代艺术家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吗？里尔克将诗人的工作阐释为“我赞美”，这也许可看成是对今天的艺术家的恳求：别忘了“文学、艺术、绘画的使命是呈现无法显示的东西———崇高”。是什么可悲的过失竟然使得今天的艺术家不敢或不愿意讴歌崇高和理想呢？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吧！听听歌德的吟咏：群山一片静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鸟儿安谧，稍待，汝将平静（《漫游者夜歌》）。阿多诺对此评论到，最伟大的抒情作品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它使自我摆脱异化，并激发出其本性的显现。马尔库塞则说：（真正的）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在它对理想或更美好导向的肯定中———展示出一幅希望的情境：美、快感、和谐、美德、宽刷真理、正义———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让我们用美来与技术和解，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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