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有哪些？

萧功秦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严复《宪法大义》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经历了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六次政治选择。由这些不同政治模式前后相继构成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持续进行的、凝聚中国人集体经验的历史试错过程，本文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揭示，适应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起步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主导并能有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治体制。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各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常新”的学问。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现代化时期，人们就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人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 考察百年史的新范式 在考察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运动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历史过程。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现代化这一概念，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时，现代化运动客观上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人要实现富强的目标，只能通过学习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方式才有可能。洋务运动就是这样起步的。第二点是，中国问题与矛盾实在太复杂了，如何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或实现富强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何种战略，运用何种政治资源才能有效地实现人们所期盼的国家富强理想？这决非特定时期人们的有限的知识与理性所能解决的。从百年现代化历史来看，实际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根据当时人们主观上的理解，运用自己可以拥有的政治资源与经济条件，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试错的方式，来试图接近这一历史性目标。因此，不断在应对矛盾与困境中试错，而不是根据先验的理性的蓝图设计，构成了支配人们做出现代化选择的基矗 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真正从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当今的140多年，实际上是中国人通过追求富强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更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目标时，正是经由他们所处的政治载体或政治体制，来适应现代化的挑战的。 所谓的政治载体，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运用来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手段。大体上，政治载体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首先，是当时的人们可能借助的用以支撑他们的现代化战略的政治资源，（如推进现代化的君主的权威，官僚组织，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军事强人对军队组织的控制，等等）。其次，是执政精英的政治理念、信仰与价值观念，包括人们对富强目标或现代化目标与手段的理解，特定时期的人们的这些价值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支配了他们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第三，是各种内外环境的压力因素，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的制约条件；正是这些主观意识因素、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因素，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就会形成具有特定政治选择的政治载体。例如，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出现的开明专制，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三大要素的现代化政治载体。首先，支配统治者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通过传统政体推行向西方的军事现代化的仿效政策，才能消弭或解决民族生存危机，其次，开明专制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是本国传统的专制官僚体制，等等。第三，它的外部环境因素是，传统专制政体面临的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与挑战。 我们还要涉及另一个概念，即现代化的政治选择，它指的是一个特定政治体制所采取的具体现代化战略路径选择。这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是在政治主体的主观意识形态与它所凭依的各种资源相结合的条件下才得以形成，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外部压力、由于政治精英有着各不相同的主观价值观以及各自所凭依的政治手段与政治资源，因此，可能会在各个时期出现不同的政治选择，这些政治选择此起交替，前后相继，当某一种政治选择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被淘汰之后，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崛起，他们在新的价值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运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新的政治资源，来继续推进现代化，这样，一个民族的近现代历史，就会形成以不同的政治选择为标志的此起彼伏的现代化的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选择为基础来透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路径，我们可以以此作为解释近现代历史的框架与参照系，“政治选择”路径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运用新的解释框架，来重新认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演变。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各种内外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现代化政治选择，在现实中的正面与负面效果，这些政治选择解决了什么问题，又面临了什么新的矛盾或困境，为什么前一种政治选择会被后一种政治选择取而代之，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观察百年史，中国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当今，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六次政治选择。 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把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樱下面笔者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笔者试图通过对这六次政治选择的简略考察的基础上，对我们当前的政治发展模式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第一次政治选择 晚清的开明专制化及其失败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们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自变法以后，晚清政权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变的历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为什么一个旧王朝在承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之后，最早的现代化选择，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呢？这是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政治组织来尝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们想到的首先是通过传统王朝体制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凌，维护王朝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限定条件。然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仿效西洋先进的技艺，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能力时，他们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上新的历史道路。在这一仿效过程中，他们迟早就会意识到，只有进行更为开明的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使官僚体制能有效地吸纳社会上的现代化精英，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非如此不能最终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这一行为逻辑决定了，只要专制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过程一旦开始，那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化转变的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专制政体的“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既定的官僚体制，作为政治杠杆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世界历史上看，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可以说是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实例。而晚清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可以划分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三个阶段。以下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西方挑战引起的危机感，可以以当年湘军领袖胡林翼进攻安庆时反应作为例子，胡林翼在安庆城外的山头看到长江上像野马般狂驶的洋舰，他从马上惊跌下来，不久后呕血而死。他真切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这很能说明西方挑战在中国士绅官僚中引发的深度危机感，以及由此给予中国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的强烈冲击力。这种深度危机感引发的避害反应，体现于李鸿章的一句名言里，李鸿章把西方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数千年未有的之强敌”，这一著名的概括标志着一种新的态度在清后期政治精英中的出现。这种由危机意识引发的警惧感，民族求生意志，以及通过仿效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的世俗理性态度，就构成了洋务派的基本政治选择。 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它标志着朴素的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支配，用追求实效，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务实地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做出行动选择，以求达到实际功效的最大化。这种思维原则，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或日常生活的健康理性，即日常生活中，在不受信仰原则影响的情况下采取的理性态度。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与教条思维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儒家意识形态教义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虽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精英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然而，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抵御西方，他们实际上就在世俗理性的引导下，不自觉地进入摆脱中古式的教义的历史过程。 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卫现代化的弥散效应”，那就是，只要洋务派在军事自强运动的现代化的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尽弃，就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这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一开始确实只想仿效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与技艺，他们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目标与理想，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客观上却由此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潮流：洋务派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而要发展这些工业门类，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小农经济社会很难积累如此庞大的资金，为了积累重工业的资金，他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去发展能在较短周期内提供流通资金的轻工业，如纺织、日用品加工等等。为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洋务自强运动又需要培养大量懂得现代工业技术的专门人才，于是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从一个点向一个面的不断弥散过程。这种弥散效应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乃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引进这种工业文明中的某一因子时，就不得不引入其他因子来与前一因子相配合。这就是严复在所说的“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说“身不由己”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就是人类行为的游戏规则，人类只有在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的冲突与矛盾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为解决矛盾而形成约束性的游戏规则的，制度是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而产生，并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逐步跟进的。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在持续试错中逐渐的针对性的跟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社会在进入现代化初期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当一个社会从非市场经济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时，由于传统体制中并没有预先准备好处理市场经济中的诸多问题的约束性制度，这种有效制度的空白，就会使掌握权力与机会的人们获取不当得利时，风险成本极低，而收益甚大。这样，各种腐败现象就会大量应运而生。在发生腐败问题，针对性的防腐败制度没有跟进以前，也即制度尚没有形成对腐败的有效控制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 长期以来，人们对洋务运动总体上的评价是不高的，然而，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合理的解释：一个传统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做出回应时，他们不得不集中国内相当有限的经济与财富资源，来致力于达到某一个特定的目标，保证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特殊部类的工业，如军事工业的迅速增长。当他们这样做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效率。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是在几百年时间里，在无数微观个体的反复博弈与充分竞争过程中，逐渐地磨砺出来的。西方工业社会只有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竞争，才得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然而，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追求的是迅速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实现防务现代化的单纯目标，为此而集中全国财力，这种引进式的工业发展模式根本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微观的长期磨合过程。而且，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为迅速的军事工业引进式的发展，提供合适的专业人才，这也使军事工业的低效率性，成为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更长的时间，例如50年，这种种发展中的问题，还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演化方式，通过试错过程中的制度建设，来予以逐渐解决，并经由这一路径，中国可以缓慢地走向开明专制型的现代化过程。 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国防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可能在无限长的时间内自然演进到开明专制。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中国人自己，而实际上不得不取定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日本人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明治维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发起了对中国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十分不幸的是，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的惨败，不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也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了中国，标志着洋务运动这一防务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失败。中国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不同于洋务运动的新的激进模式取而代之。这就是戊戌变法阶段的来临。 戊戌变法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际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如徐桐）、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像。只需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 一个例子是，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建议朝廷下诏，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装，只有穿了西装，人的精神面貌才显得焕然一新，从而可以使变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为才给梁启超的信中坦言，当时怎么会想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办法来，他的信中写道，如果真让全国农民都穿洋服，那么乡村里织的土布卖不掉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另外一个例子是，康有为提出，变法不是需要大量钱款吗？其实筹措这大笔款项并不困难。既然英国对西藏垂涎三尺吗，朝廷就可以把西藏这一片毫无用处荒蛮之地卖给英国，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这些变法派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的建议。这个天文数字不是根据中国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是根据康有为“量出为入”预算方案倒推出来的，康有为的方案是，海军与陆军建设需要2亿两，三大铁路建设需要3亿两，1亿用于其他各项开支。康有为居然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农民是如此穷，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国一年总收入只有1亿两，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 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在内的广大官僚群体的不满。康有为在变法危机来临时，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激进策略，反而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掷地要搞一次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最终引起慈禧的反政变，导致这场变法以悲剧告终。当时，严复在对变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时，相当尖锐地指出过，康梁变法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而获得的千载难逢变法机会，却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政治经验的书生型的知识精英来主导？这里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实在太封闭了，一个官员在这个体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他在体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官僚环境，那么，他也就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感觉迟钝，越是缺少变革的意愿、知识与能力，换言之，他们就会在这一体制内就会变得越保守，越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较少与这一官僚体制有关联的边缘知识分子，才能不受体制规矩的约束，用我们的话来说，不受专制官僚文化这一“大酱缸”的浸泡，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新的思维与接受新的价值，并具有更敏锐的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因为他们与体制无关，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历练，当由他们来主持变革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官僚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变革。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官僚体制内有经验的人，在这一体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晓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与潜规则的人，却在这个体制的大染缸里丧失了变革的愿望与热情；相反，那些体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朴素愿望与热情的人们，却没有在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任何经验。这正应验了当时一位士绅在给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这一奏折是以变法开始以前写就的，后来的历史却由它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中国专制官僚体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悖论。 清末新政 这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认真的现代化努力。这场新政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清末新政运动是由以慈禧为首的王朝统治者发起的，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省全面推进，新政的内容又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这场新政运动内容的丰富，对社会生活冲击的深刻，均远远超过了当年仅在沿江沿海地区进行的洋务运动。从时间上说，它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开始启动，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结束，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一百天。清末新政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远为深刻的影响。 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失败？首先，新政是在清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以后，在这一政权业已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受到权威危机压力而充满焦虑感的统治者力求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从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然而，由于清末新政规模太广，改革难度、幅度太大，统治王朝的权威低落到了不足以支持这种大难度、大幅度变革的程度。其结果是改革过程中积聚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不满，而这种不满又进一步严重地削弱了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深化又反过来引诱统治者去从事力不从心、更大幅度的改革，以此来试图重新取得流失的权威，大幅度改革缺乏地方上实验的机会就匆匆出台，会进一步把事情弄得更坏。这就会使政权陷入一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基本战略也是错误的。当时的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将会更稳妥些。所谓的开明专制模式，就是有现代化导向的皇帝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来推进现代化。德国威廉二世改革就是开明专制主义的典型。而清末新政采取的君主立宪，实际上是一种宪法限制下的分权制，这是一种类似于英国模式的“有限君主制”。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以后，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自下而上制定的宪法的限制，权力移到国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虚君体制。 实际上，在 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前的清末新政，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汉三奏”为基础的、具有开明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特点的自上而下的新政推进方式，还是比较符合当时国情的。然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却使当时的国人错误地以为，日本的胜利是由于日本进行了分权性的立宪。 使得士绅阶层、官僚阶层当中形成了强烈要求实行立宪的思潮。清王朝在强大的压力下，以仿效日本“钦定”宪政起步，而却不自觉地去推行英国式的“民定立宪”即虚君式立宪，从此改革走上了另一路径，即分权性的立宪路径。这种立宪模式把权力分散到地方，通过地方自治运动来与中央分庭抗礼。在一个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初期，需要一种开明权威来推行改革的时候，中央权力却由于筹备立宪改革的实施，处处受到地方势力，包括中央级的资政院与各省的谘议局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与排斥，而地方的咨议局又被激进的士绅阶层所把握，他们提出了很多超越当时实际情况的要求。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以后，就形成了全社会激进化的士绅的强烈的政治挫折感。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 清末的立宪改革使谘议局与资政院把中央的权力与省政府的权力“提前地”给挖走了。清朝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掣制。即使清朝中央的合理的政令在地方一级也难在贯彻推行。例如，铁路筑路权收归国家的政策，就是一项基本合理的现代化国策，但却在地方上受到作为民办铁路公司股东的既得利益士绅的激烈反对，由此激发的保路运动成为推翻清政权的导火线。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虽然，地方与大众的民主参与，以及当时人们提出的各种政治诉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处于转型期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超越现实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由于清政府无法实现这些要求，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士绅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在反对“路权国有”国策的过程中，形成反清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百年以后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才会发现，其实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有根本性的误解。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打败俄国，是立宪政治打败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就要立宪。而日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宪政治？大多数人却并不清楚。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立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钦定立宪”，而不是英国式的自下而上的“民定立宪”。所谓日本钦定立宪，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立宪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用日本政治学家清夫信郎的话来说，是一种“伪立宪的绝对主义”政治。天皇在大政方针上具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政治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集权功能。更具体地说，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在立宪名义下，来增加天皇为首的中央的权威，而决不是分散它的权力。然而，当时中国立宪派士绅精英们，为了仿效日本的“立宪”，却走到英国式的“民定立宪”模式上去了，这是一种分权化的、用宪法限制王朝政府权力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清末激进立宪派士绅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立宪可以致国家于富强之途，要立宪，就要学英国，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民定宪政，才是货真价实的立宪。当时的杨度被认为是中国宪法第一号权威，他就如此漫不经心地倡导英国式的立宪主张。他甚至认为，什么时候采取钦定，什么时候采取民定，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的成熟程度，而取决于议院先于政府成立还是晚于政府成立，国人只要先成立议院就可以争取英国式的民立宪政。杨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使人人起来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成为普鲁士。”可以说，激进派士绅就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争取英国式的分权化的立宪道路。 当时的中国学日本可以说是东施效颦，从学习明治立宪政治而走向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地方分权自治。地方咨议局的自治权力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各省的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只能站在地方士绅的一边来对抗中央。清政府的中央权威进而失去地方的支持，这对于已经陷入权威危机的清朝中央，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更使清政权雪上加霜的是，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几乎同时突然逝世，新的统治者摄政王又平庸无能，完全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清王朝出现了权威真空。激进的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相互激荡，排满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各地，辛亥革命爆发，清末新政也因此寿终正寝。 如果进一步概括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失败的原因，可以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专制集权政治的文化惰性十分强固。从清末改革三阶段来看，洋务运动由于士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遭受失败，戊戌变法则由于激进改革精英的不当战略而失败，而清末新政是中央权威的急剧流失，由于不适当的分权化的立宪改革而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惰性，传统君主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是清末变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政治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模式 辛亥革命以后，仿效西方现成的议会民主政体，以推动中国现代化，是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选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精英思想当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即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政体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多元竞争的议会民主政体，就像一件可以避雨的雨具一样，可以被不同人使用，民主体制与雨衣一样，与使用雨衣者的身体、肤色、教育与历史背景毫无关系。 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民主观，在这场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的历史性演说里，孙中山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中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开明专制化道路呢，还是民主政治？这就好比我们中国现在造铁路，造好了就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原始的“粗恶的火轮车”，还是用“最新式的火轮车”来说明中国人应该直接采取议会民主政治。用他的话来说，“各国发明机器，须积数百年之功，而仿而造之，岁月之功已足”来类推中国仿效西方实行议会民主的必要性。他还认为，进行开明专制的革命与进行议会民主制的革命都要流血，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血了。当时的南方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抱有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在南北和议过程中，双方达成这样一种共识，由袁世凯担任总统，以换取逼清室退位，通过这个办法建立起共和体制。就这样，中国就选择了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制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年突然冒出了300多个竞争性的政党，这些政党时聚时散，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彼此都没有什么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或政治游戏规则，是在一个民族长期应对自身政治环境的集体经验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而逐渐形成的，这种规则已经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契约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各因素之间的有机的制约关系。而在刚刚脱离帝制的中国，完全不具备与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法制的相互依存与制约条件。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当各政党这样做时，并不会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犯规的做法，政治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而收益却很大。于是彼此相互仿效，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脱序现象。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在那里像“摆测字摊”一样，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用梁济的话来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的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就相当于不遵守足球比赛规则的两个足球队之间的比赛，无法进行一样。民国初年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先后出现了唐绍仪内阁与陆徵祥内阁的两次危机。均与党争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议会制的权威在国人心中的丧失。例如，袁世凯任命的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徵祥本身是个外交家。议会已经通过他担任新总理了。然而，他在在20分钟的就职讲话中，多谈了一点家常话，仅因为这一点小事，被议员认为不雅，于是就把陆总理提名的部长名单予以否决。陆徵祥也愤而辞职。后来在民间也对议员的泛滥用职权而表示不满。所有这些都鼓励了袁世凯走向总统独裁。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纵观世界历史，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现象。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几乎都先后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有无独有偶，所有这些议会民主制度几乎都在短时期内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政权落到了某位军事强人手里，从第三世界式的议会民主转向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几乎是通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这一逻辑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予以解释。用一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在后发展国家的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实际上，安放着的是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根本上缺乏整合的可能。 为什么这两者不能整合? 众所周知，西方议会民主制，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自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竞争性的多党政治，需要契约性的游戏规则意识作为条件，但是，这种契约游戏规则的建立，又必须要有法制传统作为条件，而要有法制传统在人心中的权威，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些价值观念与意识，又需要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充分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一环套一环。凡此种种因素彼此结合，构成了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与民族，在推翻旧专制或推翻前殖民主义之后，当各国政治精英在本国建立起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以后，这些国家根本来不及在社会、文化、经济与教育领域，同时完成这样一种社会转变。整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还是传统的，于是，就出现了仿效西方的多元竞争型议会制，被嫁接到传统的社会经济大系统之上。这一政治体制无法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中获得对自己的支持。多党制下的政治精英活动的无规则性，以及彼此仿效而形成的失范状态，均可以从这一理论解释中得到说明。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大体上还是宗法家长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它们无法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对议会民主政治提供支撑作用。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唯有严复及少数人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处，严复认为，当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之道，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这一被剥离出来并被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会其它因子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因子相协调，其结果，就势必“淮桔为枳”。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我们可以用严复使用过的牛与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两难性：当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议会民主制度）装到牛腿上去，然而，这样做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系统作为支持条件。而马的骨肉又必须以马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为条件。问题恰恰在于，即使马的身上的所有这些被人们意识到的器官系统完全能被人们成功地同时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后人们还会无奈地发现，除非把马的全部基因都统统移到牛的身上，否则，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马身上所达到的那种效能。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严复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因素，都相互依存，并且每一个因素都在其他因素的支持下，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用严复的话来说，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借鉴的困难，就是“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 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即单方面移植与全面整体移植之间的两难矛盾。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一个因素，单方面移植到中国，由于这一因素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体内存活，另一方面，当我们为了让单一因素得以在新的机体内成活而进行全面移植，那在事实上又根本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 严复对于中国制度移植的矛盾的思考，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辛亥革命将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后人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客观地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简单地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会出现脱序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是这个民族在适应自身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在面对自己特殊的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代人的试错而逐渐形成的，制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的产物，虽然，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以来，在在应对西方挑战时需要改革旧体制，以适应新的环境，但绝不可简单地把在西方卓有成效的现成的议会政治移过来。因为西方制度文化是由西方人在应对西方环境挑战过程中，通过试错与经验而逐渐形成的，如果把他族在适应他族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政制搬到自己的国家，就可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章太炎就是一个明白人，他说“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之素不习者，”结果是“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 因为这样做与自身的文化生命无关。 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之后，建立起自己的强人政治。他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袁世凯在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袁世凯统治时期，从1914年后几年里，政治相对稳定，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列强的注意力，中国经济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曾在1914年5月27日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示，自从1914年袁镇压了反对派以后，“国内形势已经大见好转，瞻望前途已可安心无虑，全国各地均属安定，财政情况已臻无须担忧的地步，铁路与工业发展到处受到鼓励，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友好迹象”。（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书信集》下册，347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段时期中国农村风调雨顺，社会经济也已经走上正轨，因此这位政治顾问请袁总统允许他回国休假一段时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袁世凯统治以后的时期称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们可以把袁世凯这个以军事强人为统治核心的政治模式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这种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模式指的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在推翻专制或取得民族独立并经历了西方式的议会制民主失败以后，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兴起的、以军事强人的组织资源为基础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家长型权威主义。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一英文概念最基本意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权力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通过非民主的其他途径而形成的政治形态，本文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一概念。 新权威主义的定义揭示了这一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四个基本要件，首先，它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种体制，其次，它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克服议会制造成的无序化的基础上的。第三，受到过现代化影响的新式军队是它的权力基矗第四，这种权威政治具有现代化的导向性。 我们会发现，这种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里一种十分普遍的政治现象。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实行西方民主制后都会陷入混乱失序状态，此后，都会有一些受现代化影响的军事强人，运用军事铁腕来实行军事管制，并在稳定政治稳定以后，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发展现代教育方面有过重要的贡献。像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这样一些军事强人推行的权威政治，正是对此前韩国失败了的议会民主制的反向政治运动。苏哈托是对苏加诺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政权，同样是此类典型的军事权威主义政权。一般均具有新权威主义的政治特征。 新权威主义政治在后发展国家历史上的普遍性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后发展国家在经历了民族主义革命，或经历推翻传统帝制的革命以后，一般而言，该国的政治精英都会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仿效西方先进国家的议会民主体制。由于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种“超前”建立的议会制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无一不陷入“旧制已亡，新制未立”的失范危机而陷入动荡局面。而重建秩序的，往往是那些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具有民族主义合法性的新型军人集团领袖，而这种新式军人一般都受到过现代化的洗礼与现代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对本国军事力量与外国的差距有深刻切实的印象，也深知要提高军事力量与军事水平，只有发展现代化经济才有可能。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同于旧式军人与专制主义者，他们都具有朴素的现代化导向性。正是这种现代化导向性与民族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使他们的权威具有了新时代的基矗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建立统治以后，一般总会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来稳定政治秩序，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实业，引入外国先进教育，并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运用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权威政治，来推进现代化的民族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共同特点。二十世纪初期墨西哥革命以后出现的迪亚士总统的强人政治，可以说是这种新权威主义的开端，这种权威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是家长制的，是崇尚铁腕而决不是推崇民主选举的，而这种家长制权威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的政治支点的作用。 如何看待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袁世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军事强人，他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以前就积极参加强学会，表现出对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决非偶然。这与他在朝鲜驻军时的国际经历与感受有关。在后来的清末新政中，他又是主张废除科举运动的关键人物。直到晚年他对此还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大事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他也有着丰富的满清官场经验，他在清朝官场如鱼得水的生存能力，也使他沾染浓重的官僚习气。他深谙官场游戏的潜规则，可以说达到游刃自如的地步。有一位满清遗少的回忆录记载过的一件轶事：当年袁世凯从朝鲜返回北京后，四处奔走拜见京城达官贵人以求升迁，当他在某权贵家与长者谈话时，见到这位十四岁的阔少从学堂回家，居然会屈尊地“闪电式离座”，双手紧握这小孩子的手：连称“老弟真英俊，真聪明”，回头对孩子的父亲说，“能让我与老弟先谈谈可以吗”?当他听说这孩子在北京买不到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的介绍西洋的小册子后，回府后第三天中午，就差人用马车运来了五大木箱新书。内容包括文、史、经、哲与法律军事政治诸多方面。箱子上还写有“世愚弟袁世凯敬赠”。这件生动的小事说明什么？连这样的小孩子都成为袁世凯的公关活动对象，这就足以说明，这位袁大人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交际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这种游刃自如运用官场潜规则的能力与官场经验，使他执掌大权后，会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权力不再受到约束时，陷入政治玩世主义。 袁世凯在应付议会民主的多党制造成的政治混乱方面，其军事力量的铁腕手段，可以说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会发现，一般而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这之前一定有一种西式的多党民主政治造成了政治无序状态。这种新权威主义不同于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承诺它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稳定政治秩序，发展经济，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袁世凯后来在他解散国会后的总统文告中，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在中国进入宪法时期以前，由于中国人缺乏民主训练，因而需要先有一个约法时期。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把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表达清楚，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新权威主义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来发展本国市场化的经济，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会社会利益的多元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各利益集团与阶层之间，形成了契约型的法制为基础的人际结构，在多元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形成“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协商机制。正是这种协商机制与契约型的关系，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矗 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是道德教化所能建立的，民主政治作为一个多元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充分发展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以铁腕维持政治秩序并发展现代经济过程中，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许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军事强人，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培育本国的中产阶级的同时，在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之父”之后，也在为自己创造“掘墓人”。新权威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严复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却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予以高度的赞扬。严复在对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袁氏四年中，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对乱麻之能”。这是因为，在严复看来，“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期乎”?严复还在他的书信与日记中，多次提到，中国当时“唯学申韩，庶几可用”中国发展初期需要的不是华盛顿，而是拿破仑。他曾经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 其实上，与完全失效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早期议会民主制相比，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也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事实上，新权威主义政治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甚至可以这样说，摆脱对权力的监督，是一切权威主义存在的前提。在中文词库中，与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意义最为接近的概念就是家长制，所谓的家长制，就是权力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受治者的那种权力形态。 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patronage）关系，是权力网内部的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结合而成的那种“恩主——被保护人”关系，更简单地说，相当于汉文中的“朋党关系”。运用这种私恩为基础的关系来建立政治组织结构，并以此来维持统治秩序，是相当脆弱的。袁世凯在世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这些军人可以在听命于袁世凯的前提下相安无事，一旦袁世凯作为政治强人逝世，他精心组织起来的政治庇护网中的各人就不再有新的效忠对象，于是，彼此之间就会因利益与理念不同而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 其次，作为从旧专制体制下的军事首长起家的权威主义者，袁世凯的现代化意识是非常脆弱的，他误以为，全国老百姓需要有一个好皇帝作为效忠对象，总统对于老百姓来说太不习惯，他本人又有想当个“立宪”皇帝的过时的梦想，他执迷于风水八卦迷信，从而自以为是天命眷顾的对象，是迄今为止能当新皇帝的最合适人眩这种迷信意识支配了他的选择方向。尤其是他又自信，反对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他实现这一愿望时，他就运用他的所有权势来实施这个在他看来应天顺人的目标。 正是他的迷信意识、他的政治观念，以及他所能支配的军事实力，这三个因素相结合，使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走向帝制运动，并由此再进而急剧地丧失权威合法性，并走向崩溃。他的这种愿望与新世道是如此背离，他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政治梦幻之中而不自知。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精英起来反对他，使他迅速地陷入权威危机之中，袁世凯权威政治夭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突然死亡。他在四面楚歌中重新恢复了总统制，本来他仍然有可能在帝制失败后继续做他的终身总统，至少当时的政治反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到能直接推翻他的统治。他得了尿毒症不治而死使中国迅速进入了群龙无首政治真空时期，庇护制度下的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恩主”与“受庇人”之间的纵向的私人效忠关系。各受庇人之间并没有横向的聚合力。一旦袁世凯逝世，袁世凯手下那些具有不同政见与利益的部属之间，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间由于缺乏解决冲突的妥协机制。在发生矛盾时，极易走向武力冲突与抗争。 袁世凯死后，南北各方势力在重新恢复的“临时约法体制”下再次统一，内阁则执掌于段祺瑞手中，而作为北洋政敌的国民党在国会再次成为多数党，在内阁制体制下，只有内阁总理与国会多数党属于同一政党的情况下，内阁制才能比较稳定有效的运作。国民党作为国会多数党与总理段祺瑞恰恰水火不容。而总统黎元洪又不甘于扮演无权无势的“盖章总统”的角色，这种彼此矛盾冲突的政治派系结构，决定了“临时约法体制”在根本上是无法有效运作的。北洋军系与国民党再次发生严重冲突，而由北洋军系中产生新的政治强人的条件又完全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南北政治势力之间、北洋系阵营内部再次分裂，继之而来的军事混战不得不爆发，袁世凯政治体制也就树倒猢狲散。此后的北洋军政时期乃是军事强人权威政治的退化形态，或苏丹化形态。中国社会20世纪的全面危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第四次选择：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 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的权威体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年统治，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期权威政治。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的“党国权威主义”是从孙中山的竞争性的议会制政党中蜕变出来的。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的是由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以改变中国社会涣散无序状态，并在强势政权整合下发展实业经济。而要使国民党承担强势的政权的功能，孙中山走的第一步就是使中华革命党内部讲领袖崇拜，他要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履行按手印的仪式，以示对孙中山本人效忠宣誓，以此来强化领袖的权威性，以改变同盟会体制那种松散无序状态，可以看作是国民党从多元竞争政党民主政治选择向权威主义政治选择转化的标识。其次，从1923年起，孙中山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民党改组，借助于从苏联提供的物质支持、组织技巧，来使国民党集权组织化。第三，孙中山成功地在苏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自己党军。这样，孙中山成功地把国民党从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脆弱松散的议会竞争型政党，转变为以党军为实力后盾，以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为效忠对象，以列宁主义集权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新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国民党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纲领，来加强了这一权威体制的政治凝聚力与正当性，以“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作为向民主政治的发展战略。 1924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就为他后来成为权威主义化的国民党的领袖提供了重要条件，从1924年到1927年，他以这个身分培养了效忠他的黄埔六期军事精英人才，再由这些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士兵，形成一种军事组织势力，建立起以意识形态为外在形式，以私人效忠为实质的上下级关系。这就为后来蒋介石成为新军事强人奠定了基矗孙中山死后，蒋介石逐渐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在国共合作中，在中共与苏联的支持下，进行了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他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军队力量，建立了对江南地区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清党运动”，排除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内的左翼政治势力。北伐统一之后，又进行了中原大战，排除了国民党体制内的地方军阀势力对中央的挑战，从1928年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开始了进行中国现代化的新尝试。 蒋介石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比前面提到的袁世凯权威主义更有力的组织基矗这是因为，它和袁世凯的第一期军事强人权威主义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袁世凯的权威政治，具有浓厚的类宗法的私人效忠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恩主——被保护人”的私人庇护网的关系基础上的家长制权威结构。袁世凯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作为吸引社会人心的凝聚力基础，也没有真正意义的组织化的政党，作为组织基矗袁世凯的权威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很难摆脱“人亡政息”、“树倒猢狲散”的政治命运。相反，蒋介石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这种政体通过其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体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的第二期权威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程度更高、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整合力的、以准动员型政党国民党作为组织基础的权威主义，与袁世凯的单纯以恩威并用的庇荫网为基础的权威主义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与社会凝聚力。 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被称之为“黄金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由于第二期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资源，具有民族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袁世凯政权相比，它能比较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财力与经济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整合。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在1928年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国防方面，他引进了德国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六百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此外，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实现了白银国有，这些金融举措均对以后八年抗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相当的可取之处，蒋介石经采取的是唐尼教授（TAWNEY）的“先沿海，再内地，先工商，再农业”的渐进现代化经济发展方针。这十年的年经济增长率，据估计达到11%以上，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36年两广军政要员起兵反蒋失败后，全国统一可以说基本上达到民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这些军事、工业与经济发展的成绩，对于后来的抗战能坚持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1935年时，胡适已经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更没有人与他竞争领袖的地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孙中山没有进行国共合作，假如不是苏联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对国民党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积极援助与支持，假如国民党没有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进行北伐，战胜北洋军阀，并在完成全国统一以后，进行了“黄金十年”的初步建设，为以后八年抗战打下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如果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孙中山仍然像在他在1923年时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在陈炯明逼迫之下在上海寓所里的革命空想家，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仍然是北伐以前的那个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中国，上海、华北、东北与华东的统治者，仍然是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彼此争斗的、战斗力不强、组织涣散的二流军阀。中国将会是什么一种局势？ 然而，国民党的权威政治模式并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到最后它还是失败了。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它内部派系主义、山头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国民党从来不是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就是一个包括具有不同动机的人庞杂团体。孙中山从来不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的政党，而只不过是各种各样政客聚结起来的集团。而在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以后，蒋介石本人之所以能逐渐取得党内权力与全国统一，靠的也是用金钱收买与拉拢，他是通过与党内各派势力不断妥协，通过与地方军阀的利益交换，来达到使自己成为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一历史特点就注定了他的权威主义组织内部，先天不足地存在着派系主义、山头主义，以及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庇护制结构。 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同样渗透了大量庇护网（Patronage）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下级之间还是很强烈的类宗法结构。蒋介石本人习惯于通过称兄道弟的私人关系来建构起自己的关系网络。而在北伐开始以后，国民党北伐军力量是通过大量收编投诚的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来实现统一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10万人，八个军，为了统一全国，国民党方面在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在北伐过程中通过私下与军阀妥协，国民党政府承认军阀势力在当地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军阀势力向政府表示效忠。这一政权是与军阀妥协的产物，扩展到1928年7月全国统一时，已经增加到了84个军，300个师，人数达到220万人。两年多的时间内，军队人数居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而膨胀到了原来的22倍。虽然蒋介石为实现这种“速成的”统一而支付的军事与政治成本相对甚低，表面上代价甚小，但换来的结果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山头林立，派系繁多，派系内部又以庇护网为聚结力，各山头之间又矛盾重重。这是一种内部存在着离心化潜势力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军阀文化的最坏的那些方面，也渗透到了国民党权威体制内部。 实际上，北伐统一全国以后，不久又爆发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获得胜利，但是，蒋达到的目标只不过是确保自己对江浙地区的控制不受威胁，利用江浙地区的财源维持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然后用津贴的方式控制非嫡系的外围部队，对更外围的那些归顺旧军阀部队，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的归顺而己。由此可见，1928年全国的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平衡而己。 除了派系与山头林立，腐败也是难以克服的顽症。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北伐迅速扩大革命区域之后的三年内，该党党员数字从15万人升到63万人。旧军官与旧官僚大批进入国民党当官，以至有人说“军事北伐，官僚南伐”。而国民党又缺乏有效的解决党内腐败的制度与办法。国民党在统一以后实际上就走向腐败。易劳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在1931年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近七万人，只有268人被定罪，只有13人被罢官，41人受很轻的处罚。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在三十年代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整合社会的能力缺乏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的右翼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崛起。蓝衣社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青年军官团体，蓝衣社少壮派军官认为，国民党已经“远离群众，被群众所痛恨，已经不再是革命组织，原因是受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侵蚀已失去了活力，国民党内职务得到提升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忠诚于党，而是有没有投机本领，高级职位往往被投机政客占据。党成了政客的竞技场”。他们认为，要克服国民党的混乱、软弱无能与颓唐，办法就是清洗内部，由党的组织中真正革命者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类人应该有斯巴达式的勇武牺牲精神，应该像清教徒那样，物质享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志关系高于家庭。严格限制个人财产，超过部分交给团体。他们主张进一步强化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引导革命运动。他们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们坚信，“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在他们看来，领袖偶像起到加强社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 “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 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威主义思潮在危机前夕的自我强化一次努力。蓝衣社的目标是使国民党恢复生机，使国民党权威体制更有效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精英政治，领袖至上。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个人应该放弃自由甚至生命，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蒋介石本人努力提倡这种国家主义，并以此作为克服他的政权弊端的基本思路。从此他走上了更加集权的右翼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蓝衣社思潮陷入的两难矛盾，来考察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败根本原因，这种右翼国家主义是以压抑社会动员，用长期阻止群众争取自己的命运条件改善，来强化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靠少数精英分子“优秀禀赋”，与墨子式“天志”、“苦行”式的自觉牺牲与来支持领袖的个人权威。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在人格与政治行为方面，是否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权威，本身就是疑问。其次，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中，群众只不过是成为被动的机器零部件，国家主义缺乏用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来动员民众。这就注定了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教条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利益机制，因而曲高和寡。此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前夕，一个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与魅力的意识形态，注定不能实现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的利益机制方面，在平民主义的政治参与动员方面，远比蓝衣社式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更具优势与竞争力，这也注定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难以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模式与延安模式抗衡。 国家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选择，但在蒋介石那里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具。可以说，蒋介石也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省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在疲于奔命的斗争中，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精力去应对与解决，终至于积重难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中央退居大后方一隅，难以对军队及各地官僚进行有效控制与整肃，抗日战争后出现的地域分裂状态，反而像温床一样，使这种腐败力量得以广泛滋生。以至到抗战胜利后，突然的胜利使长期困顿中的官僚“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爆炸性的腐败”的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终于使国民党政权大失社会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国民党自身有没有力量，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少壮派国家主义的理想主义，通过内部的清理运动来克服自己结构性的弊病，但历史现实则是，国民党权威政治的上述先天不足，尤其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应付军阀文化对体制的渗透而导致的内部涣散与糜烂。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在民族陷入严重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国民党体制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能力，而组织化的程度却相当较低，权威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很难在重大挑战面前形成对中国这样巨大社会的动员能力。 第五次选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1924年国共合作到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前，中国就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一种是前文考察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威权政治模式，另一种则是共产革命的现代化模式，这一共产革命模式以1927年8月南昌起义作为新的起点，通过农村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代表完全不同道路选择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决战，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在建国以后建构起一个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新的体制，以此来推进革命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革命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五种政治选择。 第五次现代化选择，就是指通过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与动员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非市场竞争化的发展战略。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所谓的全能主义，就是由一个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国家，以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并有效地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此来实现政党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靠着正是这种以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革命全能主义。这种革命全能主义，的确能够有效地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所具有的极为丰厚的政治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学校教化、军事与国家安全系统、群众运动，与全社会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动员。对于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来说，这种革命动员体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体制。它能够克服袁世凯权威主义与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整合、组织、动员与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形成这种革命全能主义模式？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已故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邹谠教授认为，“这种全能主义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面临的全面危机，当时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各领域中传统制度在崩溃，日常生活中不少问题不能用传统思想与常规方法来解决，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阶层或每一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并以此克服全面危机。因此，通过全能主义的全民动员的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基本路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孙中山在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处于穷途末路的时候，苏俄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会对他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孙中山正在借助于他从苏俄学到的严密的全能主义组织技艺与方式，以此来改造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并以改造后的国民党来承担全面危机中的中国。 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从革命全能主义政治中学到了一些动员与组织政治力量的办法与手段，那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苏俄方式来进行中国革命的。中共以一个相当精致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来为全能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阶级斗争观念中引出群众观念，以及土地革命的观念，并对底层利益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在一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全能危机的情况下，底层利益相对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言，其生存条件的恶化，可以说最为严重，革命者对底层利益的这种承诺，就对广大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农村最底层的贫雇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群众方式，在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政治方面，在调动大众投身革命，并被整合到高度组织化与严密纪律的战斗队里去，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我们前面谈到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的国家主义，即使按其理论而言，这种单纯靠信仰国家主义的少数精英的“斯巴达精神”，通过对个别领袖的崇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可以说远不如共产党革命家抓住问题的根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底层利益的承诺，点活了底层大众为自身利益而参加革命的激情。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的体制来克服陷入的全面危机时，中国共产革命对底层革命的动员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加入，这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无法企及的。更不用说粗放的、缺乏社会理想精神支持的袁世凯权威体制了。从长远历史来看，中国的共产革命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力求使这个民族摆脱了20世纪全面危机的，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在建国以后，中国终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机缘。 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摆脱自北洋军政时期以来的无序状态，对于国家的统一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正如邹谠所指出的是，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与引领下，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法制规则下的自由经济竞争，为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容纳市场机制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开放性的政治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样一种可能的选择路径。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市场经济以及个人竞争的经济制度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并相信可以脱离人类的集体经验，根据人类的道德理想，重新设计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竞争的新制度，来取代现实生活中充满市场苦难的新秩序。实际上．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体制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其次，在这种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丰富与多样的广泛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 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成员的微观活力，克服指令体制的官僚病，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所有这些体制本身造成的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他的观念中，排除市场经济的单纯公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公务员自私自利行为，生产低效率、群众缺乏积极性等问题，都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无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既然如此，以上这些官僚主义等问题，就不是所有制或纯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来源何在？毛泽东本人就只能把它们解释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腐蚀与破坏”。于是，计划体制所有的结构性弊端，都被错误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以此来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根据这一理论解释，那么结论只有一条，那就只有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即文化领域的革命，通过“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得以升华，才能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再受到“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侵蚀破坏。 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例如“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大人物压迫小人物”、不关心人民疾苦、个别干部欺压百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等，文革的激进主义却把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错误地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的因素造成的。甚至明明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积极性而采取的三自一包、责任田、物质奖励，也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矗那么，运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要用更激进的办法，来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把一切不合革命精神的东西，一律视为威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视为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传统，视为封建、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邪恶来予以批判、打倒与否定。通过斗私批修与思想大扫荡来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文革乌托邦主义认为，一旦这场上层建筑革命取得成功，灵魂已经净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就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形成完美的契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就能取得根本的胜利。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与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到六十年代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激进的政治选择。众所周知，这种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的，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执政党的世俗理性和健全的日常理性精神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模式 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与政治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将在另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更详细的考察。在本文里，只能简单作一点概括。 邓小平模式，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左主义的反向运动，在《邓小平文逊第三卷中所体现的改革思想可以由以下这四句话来概括表述：首先，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其次，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要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东西。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就必须坚持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顶基本原则。邓小平本人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政治基础上，推进被极左思潮所否定的市场经济，以此来发展生产力。 从政治学角度来进一步思考邓小平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从而使原有的板块状的体制，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进一步在与经济领域相适应的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有限程度的多元化，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承诺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主要承担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从意识形态信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收缩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社会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展。这种有限多元化的结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二元化，表明这一体制已经接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并在结构上已经摆脱了全能主义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更具体地说，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进行政策调整，执政精英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运用政治精英们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提出当时可以想到的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这一对应举措产生某种实际结果后，执政精英又根据这一选择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断在尝试中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称之为试错性的历史变迁。 这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出现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执政党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新政模式。 概括地说，邓小平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六次政治选择，是毛泽东模式的改良型，一方面，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这是邓小平模式与毛泽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它继承了毛泽东模式原有的强大政治资源，通过一个强大的有社会广泛基础的执政党，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保持着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因此它在政治类型学上可以归结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所有新权威主义一样，它的优势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市场经济多元化，从而激活了微观个体与企业的竞争力，而它的弱势则在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它缺乏足够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内部的腐败化，权力个人化，地方苏丹化，集团分利化，仍然对体制的健康生存与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与挑战。因此，能否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向民主政治有序演进，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从六种政治选择的比较来看邓小平模式 我们对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六种政治载体作了简略的考察，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从历史事实来进行归纳，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政治载体，一般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首先，在推进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须具有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资源的能力，命令贯彻能力，对发展的可控制性，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达到上述功能。其次，这种政治载体需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性，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而不是相反，只有个人微观活力得到充分调动与发挥，使整体社会具有宏观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开明专制的政府主导型、新型的权威政治，作为后发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整合杠杆的“看得见的手”，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这个体制必须有适应环境变化与发展的不断自我改革能力，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能及时进行制度更新与制度跟进。这是因为，一种对于自上而下动员有效的权威体制，往往以新型政治，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基矗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 如果用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百年现代化中出现的六次政治选择，我们就可以大体对百年中的六次现代化政治选择做出以下评价： 清末开明专制化模式 清晚期专制政治之所以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的转变，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目标，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这一传统体制不但缺乏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性，而且也缺乏制度弹性与体制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而民族危机中的连续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使它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从而失去了改革的机会。 早期议会民主制模式 这一体制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但西式的多元民主体制下的多党竞争缺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支持条件，难以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陷入严重的政治脱序与党争危机。 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主义模式 这一体制具有市场现代化的导向性，此外，它较之多元民主体制具有更强的组织整合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这种权威主义内部的组织结构具有浓厚的庇护制、家长制、寡头制与朋党私人纽带关系，缺乏意识形态、政党组织作为权威动员的政治基矗具有依赖于军事强人的高度脆弱性。很迅速地退化为苏丹化政权。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模式，相对于袁世凯模式而言，已经具有了更强的组织资源，但它同样具有袁世凯模式的弊病，庇护网关系难以克服及腐败倾向，尤其在抗日战争这种民族的全面危机条件下，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与政治失控问题而失败。 毛泽东体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这一体制具有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能力，革命化的政党的严密组织能力，形成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来克服深重的全面的民族危机，并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为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矗毛泽东模式具有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资源，但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用来推进计划经济，使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化的经济火车头，无法发挥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新政模式 从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新政模式如何定位？邓小平模式是从毛泽东模式演变过来的，它并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一政治资源的遗产，来维持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政治稳定。这样，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相比，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权威政治相比，它实现这一目标时的资源是充沛的。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权威资源，从而实现了过渡时代的政治稳定。而正是这种政治稳定下的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过去五种政治载体所没有实现的现代化目标。 一方面它具有宏观调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市场经济来激活社会个人的竞争能力，由无数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整体，就具有强大的活力。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首先，是对社会能有效调控的组织资源与权威资源，其次，是通过市场经济对社会微观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团体基层的活力的调动，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这两种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了，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而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以前五种模式中都没有实现，是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现代化过程所必须的这两种因素，得以结合在一起。 当然，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政治载体，还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更新，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跟进，防止出现权力个人化或“苏丹化”的腐败陷阱，形成推进民主的社会机制。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在百年现代化的挫折与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能从现代化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在前人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成熟，更稳健，并为实现百年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 （相关简介：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领导者》网站：http://www.21fd.cn/?3 来源：《领导者》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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