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人画”千年变迁史的详细介绍

中国“美人画”千年变迁史 女性，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元机诗意图轴 [清]改琦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仕女清娱图册 [清]喻兰 贵妃晓妆 [明]仇英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现状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人物以朱砂白粉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步辇图卷 唐代 阎立本 绢本 设色 38.5×12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幅历史画。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今西藏地区）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臣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唐王朝求婚联姻，唐太宗李世民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年）春天，松赞干布派相国禄东赞到长安来迎接文成公主，唐太宗李世民则派礼部尚书江夏王宗室李道宗陪同文成公主进吐蕃。 图中宫中宫女的形象具有写实性。她们身着初唐女子盛行的衫、裙、帔，衣袖为缩口型的小袖，体现了汉族女子服饰在唐代受新疆及西亚等地妇女服饰影响的特点。图中宫女们轻松活泼的体态，为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这一重要的外交场合增添了几分活跃的气氛。人物衣着敷色精微，表现出丝织品绚丽的色彩和质感。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绢本 设色 28.7 × 335.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如实地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历史情景，细致地描绘了宴会上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主客揉杂、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又深入地刻划了主人公超脱不羁、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全图共分为五个段落，首段“听乐”，韩熙载与状元郎粲坐床榻上，正倾听教坊副使李家明之妹弹琵琶，旁坐其兄，在场听乐宾客还有紫微朱铣、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家伎王屋山诸人；二段“观舞”，众人正在观看王屋山跳“六么舞”，韩熙载亲擂“羯鼓”助兴，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此景，尴尬地拱手背立；三段“暂歇”，韩熙载与家伎们坐床上休息，韩正在净手；四段“清吹”，韩熙载解衣盘坐椅上，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五段“散宴”，韩氏手持鼓槌送别，尚有客人在与女伎调笑。全卷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各个情节，每段以屏风隔扇加以分隔，又巧妙地相互联结，场景显得统一完整。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如“听乐”段状元郎粲的倾身细听动姿、李家明关注其妹的亲切目光、他人不由自主的合手和拍；“观舞”段王屋山娇小玲珑的身姿、德明和尚背身合掌低首而立的尴尬状等等，传尽心曲，入木三分。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韩熙载的刻画，长髯、高帽的外形与文献记载均相吻合，举止、表情更显露出他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在宴会上与宾客觥筹交错，不拘小节，如亲自击鼓为王屋山伴奏，敞胸露怀听女乐合奏，送别时任客人与家伎厮混，充分反映了他狂放不羁、纵情声色的处世态度和生活追求；另一方面又心不在焉、满怀忧郁，如擂鼓时双目凝视、面不露笑，听清吹时漫不经心，与对面侍女闲谈，这些情绪都揭示了他晚年失意、以酒色自汙的心态。画家塑造的韩熙载，不仅形象逼肖，具肖像画性质，而且对其内心挖掘深刻，性格立体化，可以说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 作品的艺术水平也相当高超。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色彩绚丽清雅。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尤其敷色更见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照。几案坐榻等深黑色家具沉厚古雅，仕女裙衫、帘幕、帐幔、枕席上的图案又绚烂多采。不同色彩对比参差，交相辉映，使整体色调艳而不俗，绚中出素，呈现出高雅、素馨的格调。 历代著录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有数本，此卷据各方面考证，当属南宋孝宗至宁宗朝（1163-1224年）摹本，其风格基本反映出原作面貌，且达到相当高水平，堪称流传有绪的古代绘画珍品。 女孝经图卷 宋代 佚名 绢本 设色 纵43.8 × 823.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以图解的形式分9段表现唐代邓氏《女孝经》前九章的内容，依次为：一、开宗明义章，二、后妃章，三、三才章，四、贤明章，五、事舅姑章，六、邦君章，七、夫人章，八、孝治章，九、庶人章。每段图后均有墨题《女孝经》原文与之对应。 图中人物的衣纹为铁线描，线条匀细，富有弹性，在准确地勾画出人物的行为动态的同时，亦展示出自身的精练并具轻重急缓的节奏美。树叶为笔法工整的双勾填色，枝叶相互叠加，既有层次感又不失之于琐碎，显示出作者细致的观察能力与写实功力。画面以深棕色为主调，配以白、墨绿、青灰等冷色调，使得画面于高古典雅中见清新活泼，于深沉凝重的氛围中具浪漫的人间风情。 此图卷以其较高的艺术造诣向世人展示了宋代仕女画成熟的风貌。每幅图依据表现内容的不同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同时作者利用人物的造型、服饰及统一的笔墨形式又使各图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呼应，从而达到了形散而神聚的艺术效果。此图卷中重点表现的对象是三五成群的仕女，她们挽高髻，饰簪花，面形长圆而丰满，尚存唐代仕女画的面形特征，但形体上已没有了唐代仕女臃肿艳肥的体态，而显露出向明清仕女画修长秀美体形过渡的趋向。人物的神态皆雍容大方，端庄娴静，动作举止亦守规守矩，从而生动地图解了母仪、贤明、仁智等封建妇女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 杜秋图卷 元代 周朗 纸本 设色 32.3×285.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创作主题突出，无任何衬景点缀，仅绘杜秋侧身沉思状。作者运用暗喻的艺术手法，根据诗意成功地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杜秋形象。其雍容丰满的体态及身着的唐装表明了杜秋所处的时代特征，发髻上考究的头饰暗示出她的身份与地位，手中所持排箫则揭示出其内在的文化修养。 人物造型上与唐代周昉画中的人物相仿。杜秋浓密的头发梳理得齐整服贴，前额不见散丝，鸭蛋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躯体丰腴，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了其腰身的曲线，显示出唐代仕女画的审美意识。在表现技法上，此图受到宋以来白描画法的影响，注重以线造型，与唐人浓彩重抹的画风有所差异，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线条的理解和娴熟的运用能力。人物面部轮廓以细匀的淡墨线勾勒，线条外柔内刚，富有弹性，与以浓墨晕染的高挽的发髻衬托出杜秋白晰的面容及细腻的肌肤。 王蜀宫妓图轴 明代 唐寅 绢本 设色 124.7×63.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原名《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網·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经专文考证，当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蜀后主王衍曾自制“甘州曲”歌，形容著道衣的宫妓妩媚之态：“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唐寅创作此画，则旨主揭示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寓有鲜明的讽喻之意。 此图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画风的代表作品，显示出他在造型、用笔、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仕女体态匀称优美，削肩狭背，柳眉樱髻，额、鼻、颔施以“三白”，既吸收了张萱、周昉创造的“唐妆”仕女造型特色，又体现出明代追求清秀娟美的审美风尚。四人交错而立，平稳有序，并通过微倾的头部、略弯的立姿和攀连的手臂，形成动态的多样变化和相互的紧密联系，加强了形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感。笔墨技巧近法杜堇，远宗唐人，衣纹作琴弦描，细劲流畅，富有弹性和质感，冠服纹饰描画尤见精工，细致入微。设色鲜明，既有浓淡、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又有相近色泽的巧妙过渡和搭配，使整体色调丰富而又和谐，浓艳中兼具清雅。作品画风带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对镜仕女图轴 清代 朱本 纸本 设色 109.9×51.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朱本处于仕女画“巍然为画中独立之一科”的乾嘉朝，他与其他专业的仕女画家余集、改琦、顾洛、姜埙等人一样，对宣扬宗教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仕女画及反映贵族妇女游乐生活的题材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风花雪月中的美女形象，或年轻女性闺房中的小情致。 此图为朱本46岁时之作，表现闺阁女子晨起梳妆的场景。人物形象写实，举止生动自然，尤其是将女子照镜时瞻前顾后的神态描绘得极为传神有趣，成功地展示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人物的衣纹线条以中锋行笔，圆转流动，表现出衣料柔软的质地及衣袍的肥大，以此衬托出女子小巧可人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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