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黑暗的方式有哪些？

摩罗 一、论鲁迅以强大的自由意志而成为伟大，兼论他对于中国式的黑暗的体验与穿透，以及他在这种黑暗中所受的深重伤害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阴暗沉重的文化史上，鲁迅还是一个过于伟大的存在。1949年以来，鲁迅这个在骨子里反抗权力争取自由的人，被描述为一个政治立场鲜明而又简单、对一切异己者毫不留情地冲杀砍所的人。在文革期间，除了马、思、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和官方文件外，鲁迅的书是惟一被准许阅读的文字材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一般来说都是气势磅礴，而在文章的高潮，常常就是借毛泽东或者鲁迅的语录来支撑其批判的力度的。这个历史细节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当时有头脑的人一般也都是按照当权者的阐释来理解鲁迅的。许多人为了寻找思想资源，非常认真地研究着鲁迅。文革结束的时候，权力体系对鲁迅的过于歪曲的利用告一段落。但鲁迅形象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起来。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都显得柔弱而顺从。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是无条件地趴下，落人完全任人凌辱任人蹂躏的状态。文革结束以后，当他们重新打量鲁迅时，觉得鲁迅在那样绝顶的黑暗中，还能挺直脊梁和腰杆，不屈不挠地反抗强权，实在是了不起。大家热烈地谈论着鲁迅，以这个坚贞不屈的形象挽救一代知识分子惨受伤害的自尊心。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对于鲁迅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至今为止，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把鲁迅看作一个标准，一个我们普通人难于达到却愿意对之心怀敬意的伟大人物，一个面对所有社会文化问题时用以衡量我们的人格态度和人格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准则。现在，当我们谈到近代以来文化上和人格上的失败时，常常会有人补上一句：可是我们至少还有鲁迅。当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者对本世纪的文学表示失望时，也常常会有人在一片哀叹之后补充说：可是我们毕竟还有一个鲁迅。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鲁迅的贡献是多么大，鲁迅的地位是多么高，鲁迅的人格是多么杰出。说他是现代中国人树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人格典范，一点也不过分。 那么，鲁迅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伟大呢？如果鲁迅真的有这么伟大，那他究竟伟大在哪里呢？或者说，他究竟是靠什么东西造成自己的伟大的呢？他为我们这些不幸的后人提供了什么重要启示呢？ 近代中国在技术、文化、思想上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由开始的被动不断地变为主动。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的现实生活跟西方的思想文化不断碰撞、交汇并最终逐步吸纳的时间过程。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和时间过程中抱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极大失望和极其痛苦的体验来观察、思考和批判的。鲁迅用来思考中国现实的思想资源几乎都来自西方，他是凭借西方的文化价值来对中国生活和中国精神展开批判的。瞿秋白曾经说鲁迅的思想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我们假设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就说明鲁迅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因为进化论是英国人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阶级论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总之这都是西方人的学说。鲁迅26岁的时候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思想，他37岁的时候写作（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的诞生，这里“人”的思想和概念，都不是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遗产，而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他30年代在文学论争中需要驳倒论敌的文学观念时，也是借助马克思和列宁他们的文学主张，来阐发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并没有创立任何一个学说，更没有以他所创立的学说构建出一个思想体系，用以影响和指导他的民族的未来历史。无论他在甄别、选择、消化外国思想资源上多么具有智慧，无论他在揭示、解剖、批判中国现实上多么具有眼光和力量，但他终究不是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他没有任何学说意义上的东西可以返回到西方世界，对他们的文化创造构成刺激和启示（所以鲁迅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和别的地区构不成任何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近代以来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力上的严重衰竭）。一般地说，文化巨人要么是一个大思想家，要么是一个大艺术家，总之必须在文化的某个领域为人类留下巨大的文化遗产。用这样的要求来衡量，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一个文化巨人。鲁迅被我们看作文化巨人，可他在文化上的创造却这么微不足道，这最好地证明了这个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彻底衰竭。 ( http://www.tecn.cn ) 那么，是不是鲁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呢？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把他看作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标准是不是看错了呢？我觉得，即使用今天最严厉的眼光来反思，这种看法依然没有错。在今天已经受到关注和研究的近现代史上所有杰出人物中，鲁迅确实是做得最好、做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最多的文化矛盾和精神痛苦，体现了一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古老文化的绝望的挣扎和反抗绝望的个体人格力量。所以，把他看作这个民族在文化衰亡时代所可能诞生的最了不起的人物，我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 那么，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究竟巨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鲁迅不是一个文化创造意义上的巨人，而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巨人。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每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捍卫自我发展自我的顽固的本能，顽固的内在愿望。每一个生命种族，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动物中的人类也好，每个生命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这种自由意志。每个生命个体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按照内在的自由意志最充分地表现自己，发展自己。一颗树的种子，就应该在相应的土壤、水分和空气中发芽、生根，最后按它内在的能量长成一颗大树。它必须发芽必须长成一颗大树，这就是一颗植物的自由意志。人也是这样。人一旦出生，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就希望在这个社会和这种文化中，按照他自己对于人的理解、对于自身的愿望，得到最好的发展。任何阻碍他遏制他发展的力量，都是他的内在的生命意志所要加以反抗的。这么一种强大的生命本能和发展生命自身的不屈不挠的愿望，我称之为自由意志。 一个弱小的生命，他的生命能量和自由意志往往也是比较弱的，一遇到外部力量的遏制，他可能就妥协、就屈服，就放弃自己的意志和权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早就适应了在外部压力下放弃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的生存状态。当他们把这种被动的卑屈状态变成自己的主动选择时，他们习惯上称之为生存策略。在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这种精神状态和活命哲学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和蔓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成了基本的民族性格，压抑和怯懦主宰着每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鲁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异数。在我看来，鲁迅实际上是一个性格怯懦的人。凡是在精神上放射出独异光辉的人，其性格往往都是怯懦的。正是由于性格的怯懦，太容易受到伤害，才特别需要焕发起强大的精神力量，用以捍卫自我的权利和尊严。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过于善良，而一个过于善良的人几乎必定是怯懦的，也几乎必定是过于为别人着想的。撇开他所受到的凌辱不说，单是他过于为别人着想这一点，就使他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作出了太多的牺牲。他在承受压力和做出牺牲的过程中，非常清醒地考察了对他构成压力和伤害的一切东西，包括国家的、家族的、群体的、党派的、机关的、他人的等等实在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风俗的、习惯的、伦理的、政治的、精神的等等虚在的因素。他对这一切的考察越是透彻，有朝一日就越是敢于蔑视这一切。从他是那么好的孝子、那么尽忠职守的兄长、那样兢兢业业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尽心尽力的长者等等方面来看，他都是非常容易放弃自己的利益、成就别人的利益的人。一个善良得不会拒绝别人的需要和要求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怯懦得没有学会拒绝外部力量所加于自己的伤害的人。而一个人忍受压力和伤害的过程，也就是他积聚摆脱压力、反抗伤害的精神能量的过程。一个人善良和怯懦的程度越深，他所忍受的压力和伤害也就越多。而他只要没有被压力和伤害所毁灭，他所积聚起来的捍卫自我的精神能量也就必定越大。当这种能量积聚到了必须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释放，而是以极大的蔑视和极强的毁灭欲为心理背景的大爆发。我们可以把他的爆发理解为他的自由意志压抑得不能再压抑的时候所产生的觉醒。我们总是觉得鲁迅特别激烈，特别刻毒，特别有置人于死地的大气魄大力量，这跟他的说话方式即跟他的爆发性觉醒方式和爆发性释放方式有关。 既然鲁迅是一个民族文化在衰亡的过程中所诞生的文化巨人，他就不可能是以伟大的创造力体现出这个文化的生机和朝气（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生机和朝气），而只能是以最大的敏感和善良体验文化衰亡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绝望、堕落、下流、玩世不恭，及其给每个生命个体造成的心理折磨和精神创伤，并在这体验和反抗中表现出一个高贵的生命对于一个衰亡文化的痛苦的哀挽之情和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最后的捍卫与挽救。可以说，在鲁迅身上，集中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衰亡过程中所能出现的全部文化信息和精神痛苦。鲁迅留给这个世界的启示，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启示。在大家都一味放弃自我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却在中年时期突然拔地而起，为捍卫自我尊严和自由意志做出了最大的最坚决的努力。这个时候，他的心理要求是必须对一切外部黑暗和罪恶宣战，无论是制度和文化所加于他的恶意的凌辱，还是普通人所加于他的误解式的攻击，他都不想放过，而是一律给予还击。因为他长期以来妥协太多，他一旦下定决心跟这些黑暗决一死战，就再也不想委屈自己，再也不想有任何妥协。他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张扬他内在的生命意志，最大限度地表达他对这个堕落时代的蔑视、恶心与诅咒。他甚至不惜以恶魔形象站立在这个灵魂已经全面死灭的地平线上，始终保持着凶悍和冷酷，以免被文化溃败和精神堕落的洪流所吞没。 ( http://www.tecn.cn )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我对鲁迅的愿望与选择总是十分理解和认同。所以我愿意最充分地肯定鲁迅的力量和意义。 二、论鲁迅精神的内在缺陷与裂口，以及中国政治对于鲁迅精神的简化与利用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能像鲁迅这样呢？还可能不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捍卫自我尊严、表现自由意志呢？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历史，还有没有另一种方式，另一种不同于鲁迅的方式，同样能担当世界的患难，从而使我们与鲁迅同样伟大呢？山西有个学者叫谢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却总是被专制所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有得到官方的首肯，……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只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 ( http://www.tecn.cn ) 谢泳这个人写文章就是这样，他只提出一个现象，或者摆出一个事实，自己不作结论，结论由读者自己去找。但这并不是说谢泳本人没有想法。他的想法总是深隐在文字背后。他实际上是感觉到，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缺陷和裂口，给他人的误解和利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什么是鲁迅思想上的缺陷与裂口呢？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姑且沿着谢泳的提示尝试着往下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稍有道理的解答。 ( http://www.tecn.cn ) 照我的理解，鲁迅由于—生的经历过于坎坷，所受的挫折太多，所以所感受到的黑暗也太多。在这么多的黑暗的重压之下，他后来实际k有点难于坚持了，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了。开始的时候他还敢于相信—点什么。早年他相信进化论，后来为了跟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争论文学问题，他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觉得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差不多也有点相信。当他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他的内心很有点鼓舞，一定程度地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青年会比老年好c那时候纵使青年人对他有非礼言行，他也可以原谅，甚至还可以以此证明下一代比上一代强。近代以来，好几代人都是这样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黑格尔的社会进步学说理解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明天抱有美好的期待。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说自己是代表先进力量的，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那意思是有的人是阻碍历史进步的，有的人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后者可以保证给我们兑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种命名的背后就隐含着我们对历史进步的信任。可是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明天’，哪一个“明天”也没有比刚刚过去的‘今天’强，哪一个“下一代”也没有比刚刚表演过的“上一代”有更多的希望。这时他就觉得以前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后来在《风波》里，他借九斤老太的口反反复复地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话几乎成了这篇小说的主旋律，九斤老太整天念叨着这句话。原先人们还以为中国人只要虚心向西方学习，搞搞民主，搞搞宪政，搞搞人权，总归会—代比一代强，一天比一天好的。可是历史事实没有给鲁迅这一代人的这种信念提供经验上的支持，现实所呈现的面貌甚至正好与此相反，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坏。他曾说，民国建立以前他是满清人的奴隶，民国建立以后，他成了奴隶的奴隶。面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他说那只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无论谁当权，这里都只能是地狱，这一点是决不会改变的。既然是地狱，当然也就不存在变好的可能和希望。他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你的那些努力多半是为了光明吧，我却至多不过是为了给黑暗捣乱。大多数人讲此刻的现实不好，内心其实还怀抱着一个“好”的期待。只要把现在的黑暗消灭掉，光明就会出现了。一般人都是以这样的思维面对世界的。可是鲁迅却连这“好”的期待也不敢有了，经验告诉他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好”。他跟郭沫若他们争论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郭沫若他们是为了胜利才去奋斗的，鲁迅却不相信还有什么胜利，他早就看清了失败的宿命。鲁迅一生的文字中，反反复复出现类似“捣乱”这样的说法。他不敢抱着希望去努力，而只是给黑暗捣乱，给正人君子们留下一点不舒服和不完满。至于胜利、希望、光明等等之类的东酉，他曾经用了最大的热忱去呼唤，可是从来不见它们一丝踪影，他当然有理由不再期待它们。他甚至必须后退得更远一些，必须从心里抹去对它们的信任，必须在心里认为它们本来就不存在，这样才能构成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使自己不至于继续受到刨l的伤害。鲁迅终其—生，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至少从进人教育部工作开始，他就渐渐进人这样一种状态。越到老年，这种状态就越明显。也就是说，越到老年，鲁迅的内心越是凄凉、越是虚空。这种状态如果要用一个学术化的名词来命名它的话，大概就要用“虚无主义”这个词。 ( http://www.tecn.cn ) 关于虚无，我觉得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没有信心把它说清楚。王晓明在他所写的鲁迅传中，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论述得很深刻。我借用他的一段文字来讨论鲁迅的虚无问题。王晓明说：“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人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地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像《复仇（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更标示出他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多么深。他对许广平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他自己也知道是陷人虚无感了。这虚无感不同于启蒙的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会长存于人间：这是悲观。他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行动，即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作肩住闸门的牺牲，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以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其实倒并不重要了。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它的价值，倘若天地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引文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一一一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81页） 当鲁迅内心还能坚持某种确信的时候，他是一个平衡持有人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站起来说话时，他是决意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与这个强大而又黑暗的世界作一次撞击，所以他声音充满了个人主义韵律。也就是说，他一半是出于理性从事文化建设的思想家，一半是带着他强烈的个人心理需要来反抗压抑宣泄自我的艺术家。这一点是他不同于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地方。可是到了晚年，当他对于光明、希望、胜利不只是怀疑，而是基本上绝望、甚至是完全绝望以后，他在价值信念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了。鲁迅从此成了一个一无所赖的人。一个一无所赖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可怜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无赖，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这个词时，太强调它的道德含义，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好听的词，一个贬义词。其实词语是无所谓褒义贬义的，它只不过是被我们用来指称某种状态。无赖就是一种状态，而且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因为我用这样一个奇怪的词语来描述鲁迅而感到滑稽，你应该因此而同情鲁迅，怜悯鲁迅。其实我们大家跟鲁迅的状态很有点相近。我们在精神上正是一无所求的人。我们在怜悯鲁迅的同时，应该好好的怜悯一下我们自己。所不同的是，鲁迅虽然在精神上无所依赖，可他还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是一个有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人，他可以膨胀他的自由意志，用来跟黑暗对抗、跟虚无对抗。所以鲁迅在苦苦找不到价值依赖时，恰恰成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膨胀和发展。所以，我认为虽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鲁迅没有多少成就可言，可是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却十分伟大，足可以列人人类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巨人行列之中。( http://www.tecn.cn ) 然而鲁迅的被后人利用，其缺口也许正在这里。刘小枫把中国文化缺乏同情、爱心与祷告的冷硬气质，与《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相对应。并说，鲁迅不但强化了曹雪芹笔下石头的无情，“也把一种伪道德化的王道形而上学改造为非道德化的生命之道形而上学，并进而宣称根本否定价值，赞成为了最终的生命目的而毁灭价值”。（刘小枫（拯救与逍遥》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进而说：“在鲁迅那里，这块被接受下来的石头不得不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不应只是在无情世界中阐逸逍遥，适性得意，它必须飞起来砸这个无情的世界，砸所有胆敢以任何一种方式阻挡个体生命发展的人，哪怕那人已被砸得头破血流也不住手。不念旧恶，天下是不会太平的。逍遥精神在此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首先，人应该从一种价值形态返回于非价值形态，认清人的生存状态的血腥和残忍的事实，再承认无情和石头的力量。然后，再把自己转化为这种绝对力量以抗衡这种绝对力量。”（《拯救与逍遥》405—406页）不管刘小枫的阐述是否完全准确，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至少鲁迅是以这样一个形象被他的众多崇拜者所接受的。“文革”中红卫兵极力放大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痛打落水狗”、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一面，也就是放大了鲁迅的“横”、“冷”。“打”，并大大发展了鲁迅与黑暗相对抗的精神，对世界作了极其简单的解释，诸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阶级斗争学说深处的心理结构，就是把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都看作自我的敌人。只有在这个世界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的人，才会带着这样严重的敌意看待这个世界。红卫兵们并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们的成长环境一直充斥着这样的说教，他们一直受到这样的煽动和蛊惑，他们的思维结构和体验模式不自觉地就陷入了这样的圈套之中。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心理欲望，是以他反复受到伤害的经验为支持的，从而是对自我生命意志的真正的捍卫。而文革中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则是受到一种虚妄的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且充满了面对一个死老虎（文革中红卫兵所痛打的人，全都是被最高统治者宣布为坏人的人，所以全是死老虎）不打白不打的无赖心理。鲁迅无论怎样“石化”自己，他终究还有普泛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坚强的个体生命意志构成的一定的张力。所以鲁迅无论怎样找不到价值依恃，都不至于成为一个道德主义上的真正的无赖。可是在“文革”中的造反派那里，却抽空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中一切温柔因素，只剩下真正的石头：它的性质是 “冷”，它的态度是“横”，它的行为是“打”。如果说鲁迅发展起他的石头性是为了抵制世界的黑暗对他的摧毁，那么可以说，红卫兵们则是要用这种石头性把这个黑暗的世界砸烂。所以，把文革中的混乱和滥杀说成是无赖世界，我看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个无赖世界对于鲁迅的简化和利用，也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他们无限放大了鲁迅笔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甚至把这个意象挑得高高的作为他们的革命旗帜。而对鲁迅笔下怀念藤野先生的那种柔情，捍卫人性尊严的那种热望，全都闭眼不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与阿Q看杀人连赞好看的意象一样麻木和残酷。当千千万万中国人背诵着“痛打落水狗”的鲁迅语录，把“阶级敌人”一个个打死时，鲁迅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惊讶不已的。 (http://www.tecn.cn ) 三、论鲁迅对人类黑暗和人性黑暗的反抗，兼论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顾准和张中晓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格典范和精神资源 由于鲁迅的气质和思想被他的后人又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单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鲁迅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的确是被他的环境伤害得太深。为了抵御外部世界的伤害，他只有焕发起强大的蔑视、仇恨和敌意。这些蔑视、仇恨、敌意对消灭外部黑暗毫无作用，却反过来伤害自己。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沿着鲁迅的脚步走到荒唐境地的悲剧，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像鲁迅那样被世界的黑暗伤害得如此之深？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捍卫我们的生命意志，拯救我们受难的灵魂？多少年来，我们把鲁迅看作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人格楷模，惟一的标准，这本身是不是就体现了我们文化想象力和人格想象力的单一与狭窄？今天，我们在敬仰鲁迅、学习鲁迅的同时，是不是还可以寻找另一种或另几种方式来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比如，我们可以不可以像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可以不可以像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可以不可以像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这些人的人生态度，这些人的学说，这些人面对黑暗的方式，是不是全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是不是全都可以成为我们人生选择中的选择项？这些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与黑暗对等的地位上反抗黑暗，而是把自己置于黑暗之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鲁迅那样被黑暗伤害得那么深。 ( http://www.tecn.cn ) 人生当然是黑暗的，外部世界当然也是黑暗的。问题是你怎样对待这样的黑暗。释迦牟尼他们都能焕发起内在的心灵之光，用来照彻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只能用黑暗反抗黑暗，而不能用强大的内心之光来照彻黑暗？为什么中国文化只能培育出鲁迅、庄子和全部想象力都局限于此岸世俗之中的孔子这样的文化英雄，而永远产生不了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这样的敢于用一个人的光明照耀整个黑暗世界的宏大高远的人格形象？是不是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但没有被这个民族所选择，反倒被这个民族所扼杀（比如，在追求真理的思考上，我们就非常下流地扼杀了“杞人忧天”的故事中那个杞人的伟大思想的萌芽）？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无论就其集体人格而言，还是就其个体人格而言，都需要进行一场严酷的灵魂拷问。谁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谁就应该最早进行这样的灵魂拷问。 (http://www.tecn.cn ) 就思想而言，一个人当然是越深刻越好。一个文化巨人绝对是一个看透世界的人，也就是看透世界的黑暗的人。鲁迅更多的是说中国如何如何黑暗，其实不只是中国黑暗，整个人类都是一个黑暗的存在。每一个精神强大的人，都是最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的黑暗的人。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黑暗，我们现在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来理解人类，觉得人类是动物的灵长、世界的主宰。我们由此而以为人类是一种有教养、有理想、有正义、有理性的动物，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伟大的既定目标。可是只要外部环境稍有改变，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要求马上就会改变。甚至无需外部世界的变化，人类历史本身就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对于人类的美好构想。在有史可考的这么几千年的发展中，人类没有一条道理、一个信念是曾经有效地坚持到底了的。所有那些看样子是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的原则，都曾经被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予以践踏过。比如，人类大致的遵守着这么一条规矩：这片土地长期以来归哪个群体使用，别人就尊重他们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而不可随意破坏之掠夺之。别人如果需要到这片土地上来办事，那得事先征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近代以来甚至还要先办个护照之类。可是当西方人去美洲开拓时，一点也不想征得当地土著人的同意，而是理直气壮地侵占他们的家园。当美洲土著不欢迎他们的侵占时，他们就理直气壮地杀。印地安人就这样几乎被欧洲人杀光了。他们杀印地安人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他们进行文艺复兴运动、大力发展人道主义思想的过程。这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走到顶峰的20世纪，那个非常有教养的德意志民族，却对犹太人进行了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他们杀得那么庄严那么理所当然，这真是十足的荒唐。到目前为止，我还承认欧洲人是人类中最为优秀的种族。连他们也只能这样，别的种族（比如中国）也就更加不用多说了。这样黑暗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是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命运的，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的。不但解决不了生死、灵魂这样根本的问题，连社会政治层面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无力解决好。从来没有一条道理曾经被人类彻底遵守过，从来没有一条原则可以维系人类达到彻底的友好、和平和幸福。这样说来，人类本身是黑暗而又荒谬的。满目所及，只是一片黑暗。 ( http://www.tecn.cn ) 可是，我们如果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该如何面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黑暗’！我们是无辜地受这种黑暗的伤害，一直被伤害成一块又黑暗又冷硬的石头，还是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可能，能够努力保持住我们灵魂的高贵和精神的健全？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几篇随笔后，或者按照鲁迅的叫法称之为杂文。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迫害。可是索尔仁尼琴的文体却那么明白晓畅。他说，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就难以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那些文章的大意就是这样，它们的风格也就是这样。这简直就是浅入浅出。这么简单的话就把这么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讲清楚了，而且将作者跟这种专制与黑暗势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到底的伟大人格完整地表现在了这么浅易的文字之中。我马上就想到了鲁迅的文章，想到了鲁迅风格的晦涩、阴暗与扭曲。我深深地为中国人感到委屈和自卑。我的反应实在是太强烈了。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也只能写出那么曲里拐弯、含含糊糊的话，叫现在的中学老师和中学生怎么讲也讲不清楚。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为什么这么不一样？除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区别之外，我想同时也还体现了个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鲁迅把这个世界对他的伤害全都刻进了心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于他的伤害都是成功的。有一个美国游客在杭州见到一棵松树盆景，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他说一棵好端端的树干吗要给扭曲成这样。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是不是可能拒绝世界对我们的伤害与扭曲？不能因为外部世界一片黑暗，就让我们内心也变得一片黑暗。无论外部世界黑暗到什么程度，无论这种黑暗企图怎样扼杀我们吞噬我们，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内心必须永远坚守住这种与黑暗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抵制黑暗，而是要用我们内心的光明来照耀这个世界的黑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这样的上帝。也就是说，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要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个世界创造光明的，而且一般都是在一种宏放平和的心态中创造光明的。索尔仁尼琴的心态就是这样引起了我深长的思考。后来知道了东欧的哈维尔，觉得他们很相似，都是既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又有足够的勇力与耐心来改造社会、克服黑暗的人。 ( http://www.tecn.cn ) 在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类型的人格典范，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比如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他们的不以恶抗恶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都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的思想。再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他们以那么高贵的悲悯心为人类寻找精神出路，并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拯救人类的灵魂。平时我们一提起这些人，就把他们当做异类，一句话就否定掉了。其实这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狭窄和卑微。我们无法读懂他们的辉煌与高贵，甚至根本不想去认真读他们，老是用几句愚蠢之极的话，把他们打发到我们的视野之外和思维之外。我认为，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虚妄和愚蠢之后，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伟大的名字的时候了。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曾出现过的最最真实、最最沉勇、最最高贵、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人。他们那么深切地理解了人类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那么真诚地为人类的命运和出路焦灼痛苦。从整体上说，苦难而又黑暗的人类是无辜的。人类没有选择生命，就像我们每个个人从来没有主动选择生命一样。是造化无端地赋予了他们（也就是我们）以生命。造化在赋予他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生老病死的磨难。他们从此深陷于永恒的恐惧和挣扎之中。整个人类都是需要我们悲悯和抚慰的。于是那些真正杰出的人，以自己最艰辛的精神劳动，把这个宇宙之间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和人类灵魂之中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以自己单薄的身子，去担当整个世界的黑暗和整个人类的苦难。他们几乎是无所犹豫地要把人类拯救出苦难的深渊。他们也知道这是过分艰难的工作，可他们一旦认清了，他们就敢于一步一步地去做，一点也不因为艰难而退缩。他们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们总是能够用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使命来整合自己的内心世界，来组织自己的精神力量。他们用高于黑暗的心态使黑暗无法加给自己以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精神的健全和人格的完整。他们能用这样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精神来担当人类的患难，抚慰人类的灵魂创伤，也许这才是人类在永恒的黑暗中所能看到的仅有的辉光。 ( http://www.tecn.cn ) 这些伟大的人物既体现了个体人格的伟大，也体现了种族文化和种族精神的伟大。为什么他们的种族可以产生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为什么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在他们的种族之中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号召力，而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就永远感领不到他们的强烈光辉，反而总是把他们看作虚假、虚伪、虚妄的存在？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诞生过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在春秋战国之交，为什么只能诞生张仪、韩非这样的人，以及一大批一大批流氓无赖，最多也就只有庄子和孔子这样的人？释迦牟尼的宗教传人中国已经一千多年了，为什么没有产生过一个能给这个民族带来精神曙光的救苦救难的宗教领袖？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人，还是这个民族拒绝看见？近代以来，在如此强烈的文化焦虑中，应该是最为热烈地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可我们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个鲁迅，而不能诞生更多的文化英雄？我是如此急切地渴望着找到一丝价值的曙光，以帮助我及时地摆脱黑暗的重压。也许这就是一个人在灭亡之前对灵魂得救的最后一次祷告。 ( http://www.tecn.cn ) 四、论顾准和张中晓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兼论爱与光明不是我们对世界的反映，而是我们内心的体验与需要 ( http://www.tecn.cn ) 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废墟上，让我们迈开大步，努力寻找价值的珍珠。在这个民族的灵魂黑暗中，让我们上下求索，努力发现一丝一毫得救的希望。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在本世纪下半期最浓重的黑暗中，引人注目的亮色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顾准，一个是张中晓。他们所担当的黑暗，很难说比鲁迅的少一些。鲁迅没有进过集中营，没有失去过自由，没有挨过斗挨过打。顾准和张中晓所处的时代，是随时都可以逮捕人。随时都可以将人拉出去一枪崩掉的时代。正如林贤治所说，项准是因受难而思想，张中晓是因思想而受难。他们大约互不认识，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很一致的。面对亘古未见的黑暗，他们没有被压垮，没有被吞噬，而是沉着坚勇地寻找黑暗的原因，同时寻找着消除黑暗的方法。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基本上没有那种丧心病狂、咬牙切齿的心理特征。今天看来，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都对统治人类思想一百多年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说为代表的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因为近代以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者都是以这种观念体系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的思考都涉及到了以人类的苦难经验、以人的生命价值、以人格的平等与尊严为出发点的问题。刚从集中营出来，处境稍好一点，顾准就带着几个干馒头，坐进北京图书馆，在那里皓首穷经，研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通过研究外国民主制度产生的条件和运行机制，努力寻找着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都趴在绝顶的黑暗中、跪在专制统治者的脚下瑟瑟发抖的时候，在所有读书人都放弃读书所有思想家都放弃思想所有写作者都放弃写作的时候，顾准这个官员出身的人，却勇敢地开始读书开始思想开始写作，而且以那么从容的心态来开始作那么浩大复杂的研究。当他坐进北京图书馆的时候，他是以他对黑暗决不妥协、对世界决不放弃的自尊和爱心，担当起了整个世界的黑暗。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坚强。 ( http://www.tecn.cn ) 张中晓是1955年因为“胡风反党集团案”而被打倒的。当时他才25岁。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少年。朋友们都对他寄予厚望。可是命运却剥夺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被押送到乡下监督改造。他在乡下过的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他曾经将一件破背心改作短裤，后来又将这条短裤改作毛巾用。他常常一大早起床，坐上两三小时船，到县城的阅报栏读上一张报纸，然后又坐上两三小时船回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他常常感到“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他依然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和思考，依然保持了健全的理性和完整的人格来承受外部世界对他的巨大压力和凌辱。张中晓在极度困难中所写下的那些随笔，前几年被人整理出版了，叫做《无梦楼随笔》。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 ( http://www.tecn.cn ) 《无梦楼随笔》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他在漫长的磨难中，已经从乌托邦之梦中觉醒过来。他的觉醒的开端就是对达尔文、黑格尔以来所谓历史进化、历史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目的论的质疑。按照黑格尔他们的想法推演下去，人难免成为历史目的的牺牲品。这样，也就等于取消了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将进化论民伸到人文学科来，而不用人道主义关怀与之相对抗，那就未免太残酷了。张中晓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极其血污的时代。苏联为了按照历史目的论的引导进人共产主义，不惜屠杀了两千万人民，包括饿死的人那就更多。中国由于同样的荒唐，曾经饿死了大约四千万人。所有这些尸骨都是献给某个虚妄图的的祭品。张中晓的时代正是一个继续以人类的尸骨和尊严为代价，向着一个既定的历史目的高歌猛进的时代。张中晓面对个一个如此强大的存在，能够凭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时代的虚妄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今天不想从思想上来讲他。我想从他的精神人格这方面来说他。因为我最近重读张中晓时，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 ( http://www.tecn.cn ) 《无梦楼随笔》中有一条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眶毗必报和换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是完全错。”耶稣承受了人类所加于他的一切迫害和侮辱，却甘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人类的得救。张中晓在这里看见了耶稣的光辉，看见了耶稣的宽恕和悲们。而且，张中晓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中看见耶稣的光辉的呢？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这样的话呢？下面的文字也许更加惊心动魄。“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月，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一个人被外部世界的黑暗摧残到了这一步，可他还在念叨着宽恕和悲悯，你想这是怎样了不起的一个张中晓。我不敢说张中晓已经达到了耶稣那样的高度，但至少在他写下这几句话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在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像耶稣一样宽恕在人性的黑暗中互相残害的人类，像耶稣一样悲们在黑暗人性中苦苦挣扎的人类。 ( http://www.tecn.cn ) 在那个只讲阶级斗争的残酷时代，张中晓却说：“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一个受到非人的迫害的人，怎样才能从容而又明敏地体验人类的温暖和欢乐呢？这需要一个根本的保证，那就是无条件地爱这个世界。一我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地与我为敌，怎样残酷地伤害我，但我是爱这个世界的。我因为爱这个世界而能感觉到人类的心灵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温暖和欢乐。人类总得以某种方式体会到做人的欢乐与希望，否则整个人类生活就太让人不可承受了。张中晓还说，做文化工作的人，他用的词是“思想工作者”，这是文革中流行的词语，实际上他要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而在于使地上的世界浸透着你的内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个生命的世界，或现实的交响乐”。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要求这个世界具有多少光明，而在于要让这个黑暗的世界浸透着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的责任不在于谴责外部世界的黑暗，而在于用我们内在的光辉照耀这种黑暗。这个世界本来也许没有生命的光辉，可是我们要用我们灵魂的劳动创造出光辉的生命。张中晓说：“合宜的行为和准确的语言是有修养和教养的表现。”所谓“合宜”，也就是不能仅仅是丧心病狂和咬牙切齿。所谓有“修养”和“教养”，也就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内在的高贵。别人的下流是我们一时难于改变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让自己堕落得跟别人一样下流，而必须保持我们自身的教养和修养。他还说：“不能原谅自己，但是要原谅别人。”读到张中晓的这句话，我简直感到惊讶。一个困厄到顶的人，怎么竟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从容与豁达。 ( http://www.tecn.cn ) 张中晓的这种东西，跟痛打落水狗的心理状态是有所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启示：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下流，我们除了像鲁迅那样，用痛打落水狗式的坚韧与冷硬予以批判和斗争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供我们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决不放弃内在的从容与宽恕的方式，来抵御黑暗的伤害、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顾准和张中晓的精神状况告诉我们，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去学习这种东西，尝试着去实践这种可能性。在切实的人格践履中寻找文化的出路和精神的出路。 ( http://www.tecn.cn ) 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光明并不是黑暗的反义词，而是比黑暗高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正如爱并不是恨的反义词，爱比恨要高一个层面一样。光明与爱是我们无条件地信守的东西。我们爱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爱我们为条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这个世界恨我到底，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咬我，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要不要爱？爱是我们对于内心光明的体验，是我们内心的精神需要，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态度。爱不是反映，爱是内心的需要。它比恨高一个层面。光明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高贵的人的内在的需要。我们既然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既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放弃我们内在的光明呢？怎么能够让外部的黑暗把我们的光明吞噬掉呢？我们要居于黑暗之上，要用我们内在的光明去照耀世界的黑暗，照耀人性的黑暗。这就是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的精神，也就是每一个高贵的人所应具有的精神。 虽然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存在，可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如果至今只有这么一个人格典范，这么一种精神资源、这么一种精神模式，那肯定是不够的。从个体人格整体而言，我不认为顾准和张中晓已经超越了鲁迅，但他们在某一方面确实对鲁迅有所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民族精神中这些新的因素，应该从这些新的因素中汲取面对黑暗的力量和抵御黑暗的信心。在鲁迅之外，在顾准和张中晓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伟大人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典范和模式，鼓舞着我们去面对无穷无尽的黑暗。当我们想起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想起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想起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我们可能会像想起鲁迅一样砰然心动。我们作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生命，只有将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一切伟大的生命和人格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才可能活得有力一点，才不至于沦为孤独无依的无赖。作为一个精神上如此贫弱的民族，只有把人类所曾产生过的一切文化财富都纳人自己的心灵之中，才可能获得广阔一点的精神空间，才可能着手去寻找精神出路。否则，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都只能在永恒的黑暗与下流中无望地挣扎和堕落。 傅国涌：面对黑暗的另外方式 摩罗曾在《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黑暗给鲁迅内心带来的伤害，而且伤害得十分“成功”，从而形成了他“石头般的冷硬”，使他“不敢抱着希望去努力，而只是给黑暗捣乱，给正人君子们留下一点不舒服和不完满。”一句话，鲁迅所选择的方式无助于用自己内心的光明照亮外部的黑暗，即无助于改变黑暗本身。 与鲁迅不同，基督、释家牟尼、甘地、哈维尔，还有托尔斯泰与索尔仁尼琴，他们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式。托尔斯泰始终倡导不以恶抗恶的思想，以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深刻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索尔仁尼琴曾遭受过各种各样严酷的迫害，他所处的环境远比鲁迅险恶，然而他的文体不像鲁迅那样“曲里拐弯”、“含含糊糊”，而是“那么明白晓畅”。1974年他曾发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一文，直截了当地呼吁——从唾弃谎言做起反抗极权的桎梏。他们面对黑暗的方式就是以自己内心的光明去照亮身边的黑暗，而不仅仅是“与黑暗捣乱”。 透过这两个精神巨人，我们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气质、人文关怀和人道追求。与他们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缺乏的东西太多了。鲁迅与索尔仁尼琴他们面对黑暗时的不同选择，就是两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最大的区别之一。以鲁迅之伟大，也被黑暗所蚕食、所伤害，尽管还没有被吞没。因此，仅有鲁迅的精神资源是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这也是我们长久徘徊于现代文明门槛外边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俄罗斯拥有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这些民族的精神支柱，才一次次摆脱了灾难与浩劫，最终把沙皇、农奴制，把一切形形色色的罪恶制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精神、道德力量首先来源于宗教信仰，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贫乏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单薄和肤浅，在面对黑暗时底气显得那样不足，与灵魂深处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不无关系。在清末民初，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曾经看到过宗教的影响，正是谭嗣同对佛教的坚定信仰，使他以舍身饲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选择留下来，选择死亡。以鲁迅的阅世之深，他早看透了中国的问题，从“救救孩子”的呐喊到“以笔回敬他们的手枪”，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抗争，他无疑是个伟大的中国人，但他也没能超越中国给予他的局限。在这个古老的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缺乏宗教传统的专制文化所给予他的负面影响，使他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他与黑暗抗争、与黑暗捣乱的同时，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也被黑暗所毒化了。他有的只是恨，以致他的爱常常被恨所淹没。“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他的温情常常包裹在冷硬的甲胄之中。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也毋庸讳言。他的一生论敌遍地，他所深恶痛绝的“新月派”代表之一叶公超在他身后却连写两文，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曾痛骂的胡适晚年也说过“鲁迅是自己人”这样的话，这恰恰是鲁迅所缺乏的，一种来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文理想。他是20世纪中国的精神巨人，他孤军鏖战，与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与明枪暗箭斗，与朝廷、与文人名流斗，以他晦涩的、常常是刻薄的语言，以他冷如冰霜的眼睛无情地洞穿了一切卑鄙的阴谋、伎俩，他晚年反对“费厄泼赖”，主张“一个都不宽恕”，固然与当时环境的险恶有关，但与缺乏强调宽容、爱和自我反省的宗教关怀恐怕也有很深的关系。 与此不同，俄罗斯是个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信仰上帝这一点上心灵是相通的，即使统治者和他的帮凶、帮闲几乎也不会否定他们的宗教信仰。没有这种宗教精神，我无法想象那些才华横溢的贵族怎么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他们的妻子、女友、姐妹又是如何放弃安逸的生活，踏上漫漫风雪路的。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呼吸、他们的理想都与那片深厚、广袤而寒冷的土地息息相关。作为新宗教学说的传播者，托尔斯泰曾被官方控制的东正教会开除，他的著作被沙皇禁止，但这一切改变不了他对基督崭新的信仰。1881年他为拯救苏菲亚等人的生命上书沙皇，就是以“基督的真理活在许多人的心间”的名义反对杀戮。他晚年无比渴望像基督那样到民间去，现身说法宣传他的教义，以其宗教理想改造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争取人类尊严而奋斗不息的索尔仁尼琴，始终坚信基督教才是俄罗斯民族道德精神复兴的基矗 从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渗透着人道主义的宗教精神一直弥漫在俄罗斯文学的浩瀚星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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