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中体现出的人生

吴霭仪第一辑人生观 天地尚无完体 再说《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回，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有一十九句没练成。 无忌对小昭说：“日盈缺，月满亏蚀，天地尚无完体。我何可人心不足，贪多务得？留下一十九句练之不成，那才是道理埃” 这道理很是。不强求，不执着做到百分之一百完美，接受自己能力所限。这个道理，对有兴趣钻研厨艺的人尤其有用。 谁都知道，西式烹饪之中，各式酥皮是最难做的，牛油越高就越难控制。 油酥皮的要诀是快而准，和面的阶段不要揉搓太多，以免牛油融化，牛油融化，做出来的饼皮便不酥了。初学的人，孜孜要和面阶段做得完美，搓来搓去，结果必然不成功。我的经验是，不必太注重和面是否完全均匀了有，七八成均匀使可以了，务求快，宁愿不完美，出来的效果反而更佳。 做清蛋糕，最关键的阶段是把面粉、牛油混入打起的蛋白泡内，略为手重，蛋白泡压碎了，蛋糕便会变成硬硬的一块。初学的人，生怕达不到蛋白泡和面粉、牛油完全均匀混和的水准，往往花太多时间精神在这个阶段，结果反而无法做出既松且轻的蛋糕。其实成功秘诀跟做油酥皮一样：宁愿不及，不要过分。 法国茶之中，一般认为最难把握的三种酱汁是做少律酱Mayonaise，伴芦笋的荷兰汁Holland和跟牛肉上的Bernaise。这三种酱汁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以牛油或橄榄油搅拌进蛋黄里成薄糊状。要成功制造这三大难汁，秘诀其实十分简单，就是把握蛋黄的温度，逐少把油搅拌进去，与其加足油的分量，不如细心注意蛋黄的吸收程度，宁愿不足，不要过分，否则整个酱汁就变成炒蛋状，不能上席了。 下厨造饼点，手势宜轻不宜重，最紧要气定神闲。做人求学也是一样，不要事事求圆满。小时老师殷殷教诲，“将勤补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错的，要让成功漫不经意地从窗口进来。 刚不可久 昔时看金庸小说描述高手相搏谓：“刚不可久，柔不能守”，历年一直不忘，一直感到这两句不知是源于什么经典或是金庸所作的话，很有意思。只是迹着经历不同，对这两句话体会也有所改变。 年少气盛的时候，对“刚不可久”特别留意，视为警惕。气势如虹的攻击，的确有“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的弱点，一轮冲锋之后，后劲不继，那么对方只消懂得避其锋头，你自己便会自动疲累，不攻自破。 那时不大注意“柔不可守”这句，觉得浑不可解。 但其实“柔不能守”的例子，才多得不可胜数。有些人主张圆滑、变通，“以柔制刚”，认为温和谅解的态度，才是无往不利，所得更多。谁知一以温和谅解保持友好关系开了头，以后要守便难了，没有原则的妥协，只是节节败退，最后无守可守，全盘放弃。眼见一步步陷入这境地的人，真是不少，“柔不能守”，也是极值得作为警惕的一句话。 然而，近来这两句话再频频出现在脑海之中，意义又再有不同。什么“刚”、什么“柔”，不再着意，耳畔缭绕着的都是“久”、“守”两个字，好像说，刚也好，柔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持久，能够一直紧守。 我想，这多少跟工作的接触有点关系。近年接触的，多是记者、政坛人物、与政治有关的人与事。热心人士多得很，但眼见一批如潮水的来，又如潮水的退，再换过另一批如潮水涌来，却是没有多少是持久的，才十年的一个发展，已经没有多少人从头至尾在场经历，知道来龙去脉，因此在轻重久暂真假之间，有时就失了准绳，或者过分大惊小敝，太容易兴奋，也太容易失望。 世人太注重见解派别，这是激进那是保守，这是过刚那是过柔，原来一切都不及坚持到底，不被淘汰出局或自动放弃出局那么重要。樱花盛故，一夜萎落，悲壮得令人感动，但广厦高楼的根基却是石块、水泥，一重一重地建筑起来。 你既无心我便休 《书剑恩仇录》第十三回，金笛秀才余鱼同单恋骆冰，心情悲苦，投奔荒郊古寺，日闲见殿堂上有壁画记载高僧出家始未，说道是因听了一句曲词而大彻大悟。 这句曲词，就是“你既无心我便休”。 这七字犹如当头棒喝，余鱼同细想自己对骆冰一见钟情，为她如痴如醉，为她魂牵梦萦，为她朝夕苦恼，但她对自己，何尝有一丝一毫的情意？她既无心，我便应休；她娇如花，皓如玉，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当下心意已决，剃度出家。 爱一个人而毫无保留，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事事以她为重，处处为她设想，把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退居第二；迁就她，接受她的一切弱点，人前人后维护她，不计较自己有什么损失，那是理所当然的，爱就是贞忠而包涵容忍的。 爱一个而甘愿耐心等待，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催促她，不勉强她，不教她有丝毫压力，不让她有半点为难，她需要多少时间，就让她有多少时间；爱是不介意耐心等待。 爱一个人直到不能爱下去。不能再爱下去，就该停止。 不要悲愤，她没有义务要爱你；也无须万念俱灰，世上有那么多值得你爱的人，穷此一生也爱不荆百步之内，岂无芳草，有用之身，难道无事可做？不要再想念，或想像假如她爱你——只要她爱你——生命会多圆满幸福。 不要数过去的日子，重开新段落，全心投入新的承担，把自己珍贵的感情，交付与新的理想和愿望。 或者你会爱另一个人；或者她亦是无心，但那有什么要紧？生命是向前的，在休止符与休止符之间，你已得益良多。不爱的人不会了解，而缠绵不休的人，最后会推动爱的能力。 出世与入世 金庸在我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小序中，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人生观有十分发人深省的总结。他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当然，也有不少人向现存秩序投降屈服，以换取权势、名利。” 环顾今天出版的流行书籍，教人适应社会需求，在“现存秩序”之中争取成功的，占了绝大多数。流行小说的主题，大多数侧重描写现实、男男女女在现实的洪流中学会的求存之道，其中不乏对现实环境和现存秩序的抨击和申诉，但整体而言，还是倾向接受现实。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想去谈人生态度，似乎早已过时了。金庸所说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大概是指我年轻时、他年轻时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在今日恐怕已属少数的、较倾向传统思想的人。现时谈金庸小说里的人生观，很难避免地有一股恼人的荒谬感，至少，一股浓厚的怀旧伤感。在此，为我这样纵情于怀旧之中，我先向读者告罪了。 在上述所引的文字之中，金庸提出了四种人生态度：首先分成“出世”与“入世”两大项，然后在“入世”一项之下，又分为在入世而屡受挫折之下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转而遁世的，以及向现实低头的三种。 在金庸小说里，这四种人生态度之中最得不到重视的是第四种。 本来，以仁义为先，奋斗了大半生的人，最后向现实屈服，并不是不值得探讨的主题。有些人的屈服是不得已而值得同情的，例如祖大寿的降清便是；有些人的屈服则只值得鄙视，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甘为名利抛弃原则，像张召重为清廷作走狗便是。可能金庸在写武侠小说的初期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份子，像袁承志那样，对屈服的人根本不屑一顾。入世两途 差不多所有金庸小说都集中在一个人生观的两种结局：以天下为己任，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应飘然引退？还是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郭靖、乔峰是杀身成仁的例子，其他的金庸主角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都是飘然引退的例子。 两种选择之中，哪一种比较正确？金庸不讳言自己倾向飘然引退。他不是认为这比较正确，只是比较接近他个人的性格，不过，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较差的选择，因为追寻个性的自由，是有它积极、有意义的一面的。我有一位同事曾经说过：人，是有权向社会辞职的。“向社会辞职”，当然是入世之后而决定退出的一种态度。 在金庸小说里，飘然引退的男主角，并没有造成甚么损害。陈家洛根本除了退出斗争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袁承志和张无忌从头到尾都不是真正的领袖，他们的参与是形势造成，退出也是出于被动。金庸自己最喜爱的模范是范蠡，但范蠡不是“碰到头破血流”之后飘然引退，他是功成身退，越王复国，他的责任也完成了，他要“退休”，又有谁能反对？我们只能赞赏他不贪恋富贵，懂得急流勇退，更羡慕他能与心爱的人遁迹湖山，在淡泊中享其馀年。 退隐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今天的香港，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最现实、最逼切的问题：九七当前，去还是留？去的不一定是自私，因为总要有人表达人类热爱自由这个讯息，去，也是一种行动的抗议。另一方面，留的也不一定是天真、乐观或愚蠢，甚至未必是过度浪漫地以天下为己任，有时一个人的性情，就是虽然明知有危险也不忍离开的。 香港的去留问题比金庸小说的情境更加复杂，因为多了一层顾虑，就是去的人可能会打击别人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留的人以为自己会留下去，于是领导其他人走上留的路向，如果他自己忽然飘然引退，他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些人负责？ 三种出世 以天下为己任、社会责任心太重的人，弱点是过分认真，把一己的行为看得过于重要，也可以说，太过自我中心了。武侠小说是英雄主义的故事，英雄、领袖，在他们的时代和社会之中，或者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普通人是不是应以英雄的人生观为人生观，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现代管理学的格言是：没有人是无可代替的。到最后，杀身成仁已不是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一种极端个人的、对道德完美的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个人的观点看，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社会后果一点关系也没有。 奇怪的是，从这个角度看，金庸最出世的一位英雄，跟“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最入世的英雄，本质上完全一样。我是指令狐冲这个从头到尾都对政治全无兴趣的人。他从头到尾拒绝做任何组织的领袖，勉为其难地暂时做一下恒山掌门，也做得一塌糊涂；他根本没有领导才能，根本完全没有想过以天下为己任。他看到各路人马怎样处心积虑要“一统江湖”，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快点退出。他只愿意在琴、剑、投合的伴侣之间，与世无争地度过一生。 然而，令狐冲是个天生的道德完美主义者，天生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脾性。他外表不修边幅，态度散漫不羁，但是在道德情操上，他绝对是个视最高标准为当然的人。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唯一的一个彻头彻尾出世的英雄，但金庸小说里，出世的人生观并不是一种，而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退隐”是一个层次，这包括了以天下为己任一番之后的退隐，和从未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退隐。第二个层次是佛、道思想的出世，其中佛与道又不互相同。 道家式出世的代表人物有周伯通、小龙女；佛家式的出世，例子更加普遍，比如劝喻乔峰放弃报仇的智光大师，一举而渡萧远山、慕容博两人的无名老僧等等。 第三种“出世”，是与佛、道都不相同的浪漫思想，就是《倚天屠龙记》里明教的信仰：“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希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小龙女与周伯通 照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里所说，道家的人生态度，其中就是“艺术地人生”，即是说，以艺术精神看人生。艺术精神的要点是在于追求自然，追求个性的解放，发挥事物、个人的本质，在淋漓尽致的发挥中体验到快乐和达到美的境界。 这个人生态度，与儒家重仁义的人生态度最彻底的分别，是在于以儒家的人生态度，一举一动都要顾及对社会的影响、发自做人的责任，但道家却完全不讲究“用”、“目的”、“责任”这些东西。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生活，为存在而存在，无拘无束，就是道家“出世”的人生观。 我从徐先生的解说中，看到一动一静的两个体现这种人生态度的方式，动的以“游”为典型，而静的典型就是柔美的形象。在金庸的小说中，恰巧周伯通就代表了动的道家人生态度，而小龙女则代表了静的一面。 周伯通视人世如一个大游乐场，他陆上玩厌了就到海上遨游，一个人双手互搏也可以大玩特玩。而小龙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沾七情六欲的“艳极无双”，就如庄子所说的姑射仙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徐先生解释说，这是描写“柔静高深之美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熟读金庸小说的读者会记得，在《倚天屠龙记》卷首，金庸就引了一首丘处机所作的词〈无俗念〉，说是赞誉小龙女的，其中就有“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的字句。 《神雕侠侣》之中，周伯通与小龙女一见面便十分投合，但又全无瓜葛，因为他们是同一类极清淡的人。 但完全出世的人生观，似乎无法成为金庸小说里的一个主流思想。它的作用，其实是烘托出“仁义为先”的入世人生观。杨过深恋小龙女，就如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如金庸），对放下一切社会责任而退隐，“且自逍遥没人管”的无限向往。 慈悲为怀 《神雕侠侣》第三十回，小龙女初会一灯大师，杨过感觉到，小龙女与一灯相互知心，是自己与小龙女从来没有的。金庸是不是说，佛、道对人生的看法相近，反而是与入世的儒、墨人生态度格格不入？我认为不是。 一灯与小龙女心意相通之处，不过是在于看淡生死，但是他两人看淡生死的因由是截然不同的。小龙女是自幼受训练，摒绝情欲，除了杨过之外，从来对一切事物都感情极淡；除了杨过，她没有爱过、没有恨过、没有渴望过、没有失望过。一灯却是在经历过一切情欲爱恨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从此看淡尘世一切、看淡生死。 这个分别太重要了。一灯所代表的观念是先入世而后出世的，引导他出世的道路是他对人世间痛苦的了解，因此他的出世人生观之中，有很浓重的痛苦意识。可以说，他的出世是极致深情的出世。这个出世人生观的特质是慈悲心，驱使他去拯救在苦海及罪孽中沉沦而不自知的众生。 慈悲心的另一种特质，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这种精神，这是小龙女或周伯通所代表的道家的出世人生观所无的。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在少林寺的藏经阁上，乔峰不忍百姓再受战争蹂躏，断然拒绝与慕容父子结盟，无名老僧便现身称赞他“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当真是菩萨心肠”。其实，从金庸小说来看，以“出世”来形容佛家的人生观也许完全错误，出世与入世的分别，应在于是不是认为一个人应“独善其身”。 滔滔逝水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有异于金庸小说其他魔教的地方是，它不只是一个帮会，而是在帮会组织之外更有一套精神信仰。 第十一回提到明教“食菜事魔”和裸葬的规矩，并且解释裸葬的意义是每人出世时赤条条的来，离世时也当赤条条的去。 第二十回，明教教徒为死难者诵往生经文，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经文道：“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第二十五回，金庸借杨逍解释，明教原是在唐朝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摩尼教”，就是因伸张教义“为善除恶”，变成往往与当权者作对，因而被朝廷禁得十分严厉，迫成地下组织，久而久之，便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明教的人生观既“入世”而又“出世”，其实准确一点，可说是有点基督教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他世”意味。就是说，这个尘世是虚幻短暂的，而且充满痛苦和罪恶，我们在努力铲除罪恶和不平之馀，必须谨记人间就是这样的了，惟有到了另一个世界——“天堂”——才可以找到圆满的快乐。 人世间是“涕泣之谷”，世人“忧患实多”，所以生亦何欢；度过死亡而至永生，所以死亦何苦。在世上受苦的义人其实不应自怨，反而是沉迷在虚幻的喜乐悲愁中的人值得可怜。 不过，金庸的明教绝口不提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没有“天堂”、没有“永生”。金庸把明教的人生观建于极浪漫的诗的意念上。与明教有关的还有一首曲儿和两句诗，诗是波斯诗人峨默所造的，金庸让来自波斯的金花婆婆黛绮丝教给殷离，由殷离在茫茫大海中凄迷地唱出来。曲则没有说明出处。小昭在光明道中唱给无忌听，殷离又继续唱出来，金庸大概暗示都是韩夫人所教，但看内容，似乎更像中国诗人的曲子。 两句诗是：“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曲就是前面引述过的：“百岁光阴，七十者希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两者感叹的，都是人生的短暂无常。一朝便宜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 “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希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这曲子与“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又与“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经文的共通点，是感慨人生短暂无常，人生悲欢离合之不可期，本来悲观消极的味道很重。但是这个悲观消极的看法，却可以生出一个极积极的人生目标：“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一种为抱不平视死如归的精神。 人生反正短暂，欢乐反正空虚，荣华富贵反正都要尽归尘土，活著反正充满愁苦，死又有甚么可怕呢？既然随时随地可以死，那么全力追求唯一值得追求的光明、自由，又有甚么要担忧？当然，理想未必可以达到，人生毕竟有限，人力毕竟薄弱，但是“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每一个在无惧地为光明而奋斗的日子，都是一个受用了的日子。人生虽然苦涩无比，也绝不是毫无意义。 这种人生观非佛非道，也不属儒、墨，既而出世，亦复入世，超越凡间，也是深恋凡间，只是一种浪漫思想，也可以说是理论上的悲观与行动上的积极的混合体。我不能想像本著这种人生观的侠士会是一个甚么模样的人，会留下甚么事迹，可惜得很，金庸小说没有哪一个人物完全体现这种精神，虽然很多金庸人物都有一点点这个成分。 也许，在动荡的时代，当一切最理智的计算都不能给我们任何满意答案的时候，我们便只剩下两种选择：忍气吞声以求宁静，或者追求理想而视死如归；要若无其事地效法周伯通与小龙女的太上忘情，那未免太勉人所难了。第二辑处世篇 信任 每一次重阅程灵素为苗人凤治眼睛的情节，心中都会感动而又感慨。许多人都欣赏《雪山飞狐》里胡一刀和苗人凤的肝胆相照、识英雄重英雄，殊不知小小程灵素与苗人凤之间，亦可说是同样的互相信赖敬重。而令人既感动又感慨的，就是这样的信赖和敬重，竟然是没有做错，竟然得到对方百分之一百的回报。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现代功利社会，可以信赖的人何其少，信赖了一个人而被出卖的事何其多，以致每个人每日都活在谨慎为自己打算、小心提防过度轻信人的气氛中，实在不痛快之极，程灵素和苗人凤那样的故事，怎不令人羡慕而向往？ 苗人凤与胡斐素不相识，胡斐带来的这位“医生”，本领怎样、心肠怎样，他更不知道，只知她是旧对头的亲传弟子，但是她叫他“放松全身穴道”，任她施为，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照做，他这样信任程灵素，连胡斐也感到惊讶。 程灵素对苗人凤必然十分佩服，第一因为他光明磊落，不愿别人不知就里而帮助了他，他一知道程灵素是毒手药王的弟子，马上告诉她他跟她师父的过节，以免她误医了师父的对头。然而，程灵素的宽容气度，绝对配得上苗人凤的光明磊落，她毫不动容，只告诉他毒手药王那时已是“无嗔”，过节不会放在心上。 她知道疗伤的过程是危险而痛苦的，但是她问也不问就知道他会信任她，问也不问就知道他忍受得住七心海棠叶带来的剧痛，这就是她以相知回报他的信任。胡斐反而在这件事中成了第三者，他对苗人凤的了解不及程灵素对苗人凤的了解，他对程灵素的信任不及苗人凤对她的信任。 显然，不是阅世越深的人就越不易信赖别人。有时处世的经验深了，反而更容易分辨出甚么人可以信任；本事越大，就越有资格信任别人；最后，越了解人生就越会看到，有时信任别人反而比处处提防别人更有智慧，即使偶因误信别人而遭受损失，到底还是值得的。 强求与强记 《笑傲江湖》第十回，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独孤九剑”，教训他其中要旨是一个“悟”字，而不是在于强记：“等到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临敌之际，更是忘记得越乾净彻底，越不受原来剑法的拘束。” 记得招式并不是不好，而是把重心放在强记招式之上，往往阻碍了领悟招式的精神。《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四回，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太极剑，也是要他尽数忘记招式。金庸为读者解释：“要知张三丰传给他的乃是‘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倘若有一两招剑法忘不乾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 记得跟导师学理则学，导师在黑板上把一题证出之后，问我们是不是都已明白了？随即抹去，就是说不要我们记著。若记得他的证明，可能不懂证法的原理，若忘记了他的证明而能再证出，那才是真的把握到原理。张三丰的“剑意”，就是较玄的原理吧。我这十多年中，遇到过不少爱好哲学的年轻人，他们有些十分用功，拼命强记，结果真的是“心有拘囿”，大受原来学说文字的拘束，真意反而完全错过，越是努力，所受缚束越深，令人深感可惜。 “招式”是不是“尽数忘记”并不重要，重要是把握到神髓，可能起初要用心于“尽数忘记”，后来便忘记与不忘记也不相干了。在这方面，风清扬所说的道理，又要比金庸在《倚天》的解释高明。任何人学习都有阶段，不可强求。强求记得与强求忘记都不可，特别不应勉强自己到更“高深”的阶段。 我认为无论写作、处世或武功，最高境界都是由华丽巧妙进入平淡，但是由简入繁往往是由繁入简的必经之道，“反璞归真”，不是强求可得的。 《倚天》第二十回，张无忌修练“乾坤大挪移”至第七层，最后的一十九句，试了数次，总有阻碍，他就不练了。金庸以此印证“知足不辱”，我不主张知足，但更不赞成强求。 勇于认错 有一种行为，在金庸小说里一直得到最高钦敬，那就是勇于认错、诚心忏悔、坚决补偿。 俗语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倚天屠龙记》的谢逊，一生杀人无数，后来被擒，囚在少林寺的林间地下囚室，日夕听高僧颂经，终于觉悟，决意不抵抗仇家向他报仇。虽然义子无忌及明教教众有足够力量救他出去，但是他自废武功，甘心领受前来报仇的人一个个对他加以侮辱，偿还了他的债之后，才剃度出家。 他的仇家之中，有一个叫太虚子的道人，对谢逊的行为十分佩服，深感惭愧，为了表示敬意，他自断长剑，向谢逊行礼而去。 做错了事，伤害了别人，光是承认错误或道歉是不够的，必须尽力弥补，方能算是诚意。当然，有时尽力弥补也未必可以完全弥补过错，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尽力弥补的，是错事对别人造成的损害，不是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人家敬佩也好、不原谅也好，也是要尽力。 《鹿鼎记》第四十一回，华山派辈分极高的“神拳无敌”归辛树、归二娘，误听吴三桂诱骗，以为吴六奇是大汉奸，于是把他杀掉。 经陈近南指出，他们才知道吴六奇“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天地会香主，手握广东兵权，只等伺机起义。当下，归辛树懊丧无比，知道“杀错人了！”归二娘也是同时叫道：“杀错人了！”夺过刀刃，即时便要自杀为吴六奇抵命。她心意极诚，陈近南险些救她不及。 自杀不成，归氏夫妇随即改变主意，要到大内刺杀康熙皇帝，那就不但是为吴六奇抵命，也是向天地会将功抵罪的意思了。行刺皇帝，全身而退的机会极微，他们的用意，自是以一死擦洗污名。 上述两个例子之中，谢逊忏悔的意味浓厚得多了。虽然他和归氏夫妇都是决心补过、一死无悔，但是归氏夫妇的出发点有太大成分出于自傲，为了保全自己的一世英名，这种认错，有点宁愿死了也不让人非议的味道。 《天龙八部》第四十二回，少林寺方丈玄慈当众承认当年与叶二娘私通，随即当众受刑，是另一个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勇于认错”的例子。但玄慈的行为虽然令人感动，动机却远不如谢逊的真诚，反而有一点像归氏夫妇那样，著眼点仍是在恢复声誉，只不过玄慈所维护的不是一己的声誉，而是少林寺的声誉，不是出于自私或自我中心。 在场的人，对玄慈也是肃然起敬。金庸描写得更清楚： “众雄初闻虚竹之父竟是少林寺方丈玄慈，人人均觉他不守清规，大有鄙夷之意，待见他坦然当众受刑，以维护少林寺的清誉，这等大勇实非常人所能，都想他受此重刑，也可抵偿一时失足了。万不料他受刑之后，随即自绝经脉。本来一死之后，一了百了，他既早萌死志，这二百杖之辱原可免去，但他定要先行忍辱受杖，以维护少林寺的清誉，然后再死，实是英雄好汉的行迳。群雄心敬他的为人，不少人走到玄慈的遗体之前，躬身下拜。” 不是我故意挑剔，玄慈为人其实不算得多勇敢可敬，他是被萧远山再三逼问，才迫得承认与叶二娘的关系的。不过，不愿当众承认这样的过去，亦是人之常情；而且，他不愿当众承认，可能也是为了叶二娘的缘故。既然承认了，就承担到底，全不躲避应受之辱，那还是难得的。 但这些勇于认错的例子，既使我佩服这些认错的人，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认错需要无比勇气感到不安。一个社会越重面子，认错的社会代价就越大；把个人的面子、名誉看得越重要，认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要是处于权威地位，或者自以为、被以为是处于权威地位，那么认错就几乎比死还难了。 不能错、不能认错，这样的人生和社会压力多么大。 我觉得，要活得健康，学习进步得快，“勇于认错”是远远不够的。错了便承认，要是最自然之举才是。如果“人谁无过”，我有过又为什么需要有极大勇气才能承认？ 不是不赞成人爱惜名声，而是希望人更重实际，无须把形象看得那么重要。 旁敲侧击 《鹿鼎记》倒不只教人使乖行骗的，也有教人对别人好的地方。 第十回，韦小宝到康亲王府里作客，康亲王手下的神照上人卖弄武功，打落了吴应熊十六名随从的帽子，并且取笑羞辱他们。韦小宝见他们强忍怒火不说话，心中过意不去，于是一面美言称赞，一面亲自将帽子一顶顶拾起，让他们重新戴上，又叫人马上出去买十六顶新帽相赠，使他们挣回面子，心里比较好过。果然，十六名随从怒火消散，人人从心里感激出来。 知道别人心中难过而设法加以安慰，这当然是好的，但怎样做好人也讲究心思学问，尤其是牵涉到敏感的面子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够技巧，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韦小宝第一是机灵，看得出别人不高兴；第二是明白情势，神照是康亲王请来的武师，康亲王若向吴应熊道歉，便会令神照当众没脸，韦小宝既是中立，又是大有身份的贵宾，由他出面，最适合不过；第三他说话得体，他对十六人恭敬，就使他们面上有光了。 金庸小说大凡触及待人接物，都十分著重为人留馀地、保全面子。在韦小宝这个例子，金庸强调这非关做好人，而是对人不留馀地，后患必大；但其实有没有后患，金庸都是主张要为人留馀地的。 《侠客行》第十回，阿绣教石破天使“旁敲侧击”，她说：“大哥，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一个成名人物给你打伤了，倒也没什么，但如败在你的手下，他往往比死还要难过。因此比武较量之时，最好给人留有馀地。” 后来，石破天在凌霄城与阿绣的父亲白万剑比武，果然用上了这招“旁敲侧击”，替他留了馀地，保全面子。 替人留馀地，得饶人处且饶人，若为的是不忍见人伤心难过，自然是美德；但即使为了避免令人怨愤，招致后患，或者为了得到别人好感，与自己交朋友，也不是坏事。为己为人，金庸都认为顾全别人的自尊心是好事，但这不是与生俱来、凭本能便可做到，而是要学习的一门技巧。 钱老板送猪 《鹿鼎记》第十二回，钱老板送活猪一只给韦小宝。韦小宝先是不解，随即悟到其中道理，他想：「第一次在一口死猪中藏了个活人进宫，第二次倘若再送死猪进宫，不免引人怀疑，索性送一口活猪进来，让它在御膳房中喂著，甚么花样也没有。就算本来有人怀疑，那也疑心尽去了。对，要使乖骗人，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事后一有机会，再得补补漏洞。」 金庸教人怎样使乖骗人才算是尽善尽美，真是罪过罪过。藉小说宣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应当教人老实诚恳才是，怎能教人使乖骗人？不过，既然教人，不妨就索性摊开讨论，金庸教得对不对？ 我认为大大不对，这样子做非常危险。我看过姬利丝蒂．雅嘉莎侦探小说无数（金庸也是），这些侦探小说都教训我们：最忌补漏。一件设计得天衣无缝的谋杀案，怎么竟然露出破绽？就是凶手害怕有漏洞，所以找机会补漏，一补漏就被人捉个正著了。 依我之意，要使乖骗人，当然最好事先想得周到，既然周到，事后就不要画蛇添足，补甚么漏了。不然，本来没有人怀疑，现在也怀疑起来：这钱老板为甚么与桂公公过往频密，死猪活猪一口口送来？ 万一事先想得不够周到，真的有了漏洞，那也未必适宜找机会补漏，必须权衡轻重，补漏是否值得。因为人是善忘的，一件事过去了便被淡忘，何必又提醒他？而且现实生活之中，根本充满没有解释、没有道理的故事，根本没有人事事求有合理解释，如今偏偏把其中一件事弄得十分清楚，不是分外引人注目吗？这就叫做「欲盖弥彰」。第三辑人情篇 天真与世故 人情世故、圆熟的处世手法，在金庸小说里显然极受重视。 《鹿鼎记》特意以中国人社会的人情世故为主题，有褒有贬，但是在其他小说里，人情世故也经常得到著意描写。不凡的主角，可能以纯真、良善、有理想、不为俗礼拘束而受到读者喜欢，但以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来说，有涵养、明事理、懂得人情世故，在金庸的潜意识里，可能是更重要的优点。 在《侠客行》里，天真的石破天（“狗杂种”）与世故的石清恰成对比，但显然金庸笔下的石清绝不是韦小宝一流，描写他的世故，绝对是旨在使读者对他更加敬服。 怎样才称得上深谙人情世故呢？最基本的层次，就是知道习俗成规，甚么是别人所避忌的、甚么是别人所重视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怎样顾全这些江湖规矩和常人心理，但要真正谈得上懂人情世故，必须有本领利用这些俗礼及人之常情，在最不利的情势里，达到圆满的效果。单是赢了别人，不算懂得人情世故，一味认输也不算懂得人情世故，要达到自己目标而不伤别人的面子，那才算得上懂人情世故。 比方石清在《侠客行》第一章与周牧、金刀寨主安奉日等人交手，便显出他这方面的本领。他明知周牧等人在侯监集上杀了吴道通，取得一包可能是玄铁令的物事，但却明知故问，先向他打听这个人。周牧推得一乾二净，石清见他恃著人多势众，便“请”他到树林中私下讨论。周牧自然不愿，但石清的“请”是暗中用了武力的。 他怎知周牧不会叫嚷出来呢？就是因为算准了他爱面子，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受制于人。一到树林里，石清便毫不客气，三两下功夫，把周牧从吴道通身上得来的物事抢去。 为了顾全面子，是人情世故的第一课。对于地位比周牧更高、武功比周牧更强的安奉日，石清更加客气，一面要打赢他，一面要表面上不让人家看出来，目标就是不但要大获全胜，同时也要安奉日输了还要佩服他高明、得体、大方。一役下来，石清反而多了一个心悦诚服的朋友，这才算得上懂人情世故！ 要做到人情世故，当然要知道几时手下容情。天真良善的人只会一味往好处想、对别人宽容，但是石清的人情世故，是以精明能干、武功高强为基础，一面容情、一面要人领悟自己是在容情，这才做到使对方敬服，感到欠自己一个情。要是真的“为善不让人知”，那么就只是良善，不算懂得人情世故了。 同样，如果根本没有本领压服人，那就没有甚么法子手下容情，教人欠下自己甚么。 石清的人情世故不止于懂得怎么教人领情，金庸还刻意描写他的涵养、明理、不轻易发怒，更不随便激怒别人，做到力求避免争执而又不卑不亢。 比如雪山派的耿万锺见了石清，言词十分不客气，很多过分之处，石清不是不心中有气的，但是一直按捺著不发作，最多语气有点冷淡，或者稍带一点讽刺，但也是心平气和，弄清楚了原来是自己儿子在凌霄城闯下大祸之后，更衷诚表示惭愧，不但王万仞说要烧玄素庄他一叠声同意“该烧”，甚至忍受屈辱，把自己和妻子的佩剑解下给耿万锺，向雪山派低头。石清自然也爱面子，能做到这样，当然是十分难得。 后来寻得石中玉（其实是石破天），石清坚持要赶程把儿子押上凌霄城领罪，这并不是出于凛然大义，与郭靖要砍下郭芙一条臂膀补还对杨过之过错，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石清跟闵柔一般偏爱儿子，他也不过是个普通父亲，正如他对妻子解释，那是救儿子的唯一方法。如果他们赶得上凌霄城去助雪山派对抗“赏罚二使”，万一成功，那就有希望将功抵过，求雪山派饶了儿子一命，若不成功，恶战一轮，全家丧命，那也可以洗脱了污名。抢走儿子逃走，却只是一时之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为原则、为目标，个中分别十分清楚。 石清不是圣人，也不是英雄，但有涵养、明事理、态度大方、精明能干而懂得人情世故，是现实社会的普通成年人可以力求达到的水准。 金庸与黑社会 一谈到《鹿鼎记》所描画的世界，我总是禁不住怨气冲天，诸多不满，其实这不大好，一来老是从自己的理想和忧虑看事物，未免过分主观，二来《鹿鼎记》的人与事，颇有可敬和值得欣赏效法的一面，拒绝表扬它的正面教材，肯定失却平衡。决定从今天起，努力从积极的一面探讨《鹿鼎记》。 有朋友提醒我，尽避我对《鹿鼎记》诸多挑剔，但金庸小说深入民间，读者的层面极广，不是人人都持与我相同的观点的。他告诉我，比如香港的黑社会，就有不少人十分崇拜《鹿鼎记》里的陈近南，而且认为这部小说使人认识到所谓“黑社会”的来源，十分有参考价值。三合会源出反清复明的爱国组织天地会，天地会的总舵主陈近南是英雄好汉，由此可见，三合会会员并不是没有尊严戒律，一昧为非作歹的坏人。 我一向觉得陈近南是个才能卓越的领袖人物，为人可敬，但是有个重大缺点，就是始终局限于封建愚忠，“家天下”的头脑思想。但是，站在黑社会的立场，忠、义正是最重要的品德，而陈近南把忠、义的理想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为朋友奋不顾身，对有恩于他的台湾郑家始终不负，他死于郑家不肖子孙偷袭之下，很多读者或以为不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正是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这个基本原则牺牲，死得十分适合他的性格。 天地会是否本港三合会的前身，殊难稽考，但是关于洪门的源流发展传说很多，《鹿鼎记》所彩的是其中某些传说，而洪门其后的发展，说法更多。一般而言，肯定是有一些关连，但经过多重变质之后，这关连可能已经意义不大。《倚天屠龙记》里，杨逍谈明教从为百姓打抱不平、爱国爱民族的组织，演变成被正派人士憎恶的“魔教”，或可引为借鉴。 以金庸小说的一贯观点，“正”、“邪”之间原无绝对分野，有时自命“正派”的人，比邪派还要残酷卑鄙。相信金庸大多数的读者没有想过视今天的黑社会分子为天地会的“好汉”，但若黑社会真的以天地会及陈近南作为典范，果能收“邪中有正”之效，那么《鹿鼎记》就功德无量了。 小宝自信 金庸把韦小宝写得极够朋友，他认为这是韦小宝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小宝义气”渲染得太厉害了，反而更注意他另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人绝不自卑，因此也没有极度自卑感带来的诸多毛病，比如自大、狂妄、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孤癖、偏激等等。 韦小宝对自己的出身的态度，真是健康之极。他不觉得身为妓女的儿子，在妓院中胡混长大，有什么值得羞惭的地方。他当然明白阶级身份高低之别，他想也没想过什么“平等”、“人权”，只是他不把阶级分别当作一回事，表面上对身份高贵的大人物如皇帝、太后奉承十足，心底里他只当他们是跟他一样的凡人，阶级高贵，不过是威风一些罢了，但他韦小宝一样可以威风、有钱，甚至比他们更威风、更有钱，阶级根本阻挡不了他发财和夺得美人归，其他的，他毫不在乎。他一直没有接韦春芳出来，一直让她留在丽春院当妓女，并不是因为他自私、不孝，而是他不觉得丽春院是个“火坑”、做妓女是耻辱。做妓女，不过是为生活辛苦一点。 不过，韦小宝也不是笨人，世俗之见他既晓得又接受是现实，他不会到处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然后迫人家鄙视他或接纳他的随便态度。 有一次，他一时诚恳起来，要对方怡剖白，但刚说到母亲在妓院生活，看到方怡面色大变，他就知道她爱不了，于是改口编了个大谎话。他当然恨方怡看不起妓女，但这种恨绝无深度，一下子就忘了。比起又要反叛世俗、又要世俗接受他的观点的杨过，韦小宝爽朗和心胸广阔得多了。 不为出身羞愧，更加不用隐瞒自己没有学问、不识字。韦小宝随时表白自己的粗陋无文，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成功、自信，懂得利用自己的短处，令对方产生优越感，因而不会对他敌视。越是成功的人（或觉得自己成功的人），就越不避提自己卑微出身，他不靠出身、阶级、资格去争取别人尊重，他有足够自信。就功德无量了。第五辑情趣篇 黯然销魂掌 《神雕侠侣》第三十四回，杨过以“黯然销魂掌”胜了周伯通的“大伏魔拳法”。这套掌法是杨过集他所学各家大成自创，招式名字古怪，计有：心惊肉跳、杞人忧天、无中生有、拖泥带水、徘徊空谷、废寝忘食、孤形只影、饮恨吞声、六神不安、穷途末路……等等。原来，这是他与小龙女分别之后，一直苦苦思念，百无聊赖中创成。周伯通央求杨过教他，杨过于是细细演给他看，但以周伯通那么聪明绝顶又爱学武功的人，竟然提悟不到要旨，原因原来是他领略不到掌法的感情。 杨过向他解释说：“周老前辈，十五年前，内人和我分手，晚辈相思良苦，心有所感，方有这套掌法之创。老前辈无牵无挂，快乐逍遥，自是无法领悟其中忧心如焚的滋味。” 这理论跟玉女素心剑的“情侣剑法”同出一辙，但又比情侣剑法神话几分。 尤其是到后来，杨过得与小龙女重聚，便连他自己也无法发挥黯然销魂掌的威力来，好在形势转恶劣，他俩被敌人隔开，他自分必死，黯然神伤，掌法又回复威力。这是魔法不成？照金庸描述，便是像透了魔法：“杨过既和小龙女重逢，这路掌法已失却神效”——“神效”真是可圈可点。 或者说，金庸这样形容武功，不过是将它和艺术创作放在一起，比方音乐、绘画，那都是心中先有强烈的感情才能以作品表达出来的。例如画家有一个时期异常低沉，这个时期所作的画也会表现低沉的调子，过一个时期，他的遭遇改变了（诸如享受到爱情的喜悦），心情快乐起来，前一个时期的画风，自然无法维持。 我觉得这比喻并不完全贴切。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在第一次完成时是创作，但以后每一次使用，便不是创作而是重演：像音乐演奏者演奏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乐章。没有经历过创造的人那种感情，不能够充分了解作品的精神，以致演奏不够说服力，这个说法勉强可以成立；但是要说每一次演奏，必须重新置身创作时的心理环境，那却未免有点荒谬。 何况，专业演奏家必须有专注投入的本领，难道杨过这位大行家的武功是这么“业馀”么？ 凌波微步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本来是曹子酱洛神赋〉的名句，歌颂他心目中这位洛水神仙优美的姿态，不料被金庸随手借来，变成一套轻功步法，放在《天龙八部》之中。金庸所“发明”的武功，每每是“度身订造”，特别配合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其实，他在雕塑人物之际，武功也是用来表现这个人物风格的一部分。 段誉是个仁爱的书呆子，又生长在武功世家，对世间一流武功视同草芥，当然不能使关西大汉的虎门刀、疯魔杖那类粗豪武功，他要不就完全不懂武功，要不就是懂些最风雅温文的武功，那又有甚么合适得过“凌波微步”呢？一来，这是避开敌人攻击的步法，而不是伤人的武功，非常切合他仁爱的个性；二来，以〈洛神赋〉为神韵，这样的步法真是再风雅没有了；三来，这是“神仙姐姐”嘱他学的，当然不同父母命令，应该欣然从命。 杨过学“美女拳法”，化娇媚为潇洒；段誉学“凌波微步”，却是化优雅为狼狈。金庸描写他紧闭双眼，一脚高、一脚低地只管照步法走，真是传神极了。 除了凌波微步，段誉所懂的武功只有“北冥神功”和“六脉神剑”两种。 “北冥神功”旨在取人内力，虽然神仙姐姐吩咐，但他“总觉习之有违本性”，浅尝即止。至于“六脉神剑”，那是他段氏家族不传之秘，当然十分符合他的王子身份。 金庸爱安排种种奇特的情况，让他的小说人物修习异乎寻常的武功，例如张无忌在光明顶秘道中，为顺小昭之意学“乾坤大挪移心法”；令狐冲在思过崖为了要替风清扬打败田伯光而学“独孤九剑”。段誉学六脉神剑的情况，也是十分奇特而切合他的个性，他是坐在长辈枯荣大师身前、在他高大的身躯掩护下即场学的。当时天龙寺高僧竭力与鸠摩智对抗，以求保护这部祖传镇寺之宝六脉神剑图谱，段誉这小辈根本无从加入，他因好奇学会，结果众僧不敌，枯荣大师为免图谱落在鸠摩智手中而用内力把它焚毁，段誉反而成了唯一记得全套六路剑法的真正传人。 输入并校对：纸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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