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解释说明介绍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说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 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轮廓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选记了一百多件大事。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分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这一百多件大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经过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从组织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此完全被破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全国上下都发生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在此前后，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组织上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党的九大以后到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三年八月）。   九大以后，林彪认为他取得的地位不够稳固，他自己有被江青、张春桥所取代的可能性，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图谋抢班夺权。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使党的经济建设、教育、科学等各项工作有了转机。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还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江青、张春桥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就极力阻挠批判极左，硬说林彪是“极右”。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三）党的十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攫取的地位，阴谋篡夺更大的权力。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借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多次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实际上，这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开始。毛泽东曾经支持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整顿当时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的各方面工作，但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的挑拨之下，他就认为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邓”的时机，把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成果，统统诬蔑为“右倾翻案”，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矗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也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布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作了正确的总结和科学的分析。《年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部份说明就是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将《年表》限于篇幅而没有展开论述的若干问题再作一些说明，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决议》所总结的这一时期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依次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一）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这里，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有两点需要着重说明的：一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在起草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的破坏作用；二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提出的错误论点。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而召开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议程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在《五·一六通知》酝酿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二月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等想要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加以限制的提法，歪曲为“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问题，把这场斗争引向资产阶级方向”。《通知》违背历史事实，把康生亲自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二月提纲》，硬说成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等人搞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以下的主要错误论点，就是硬说一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机构和各界里，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论断是一种“左”倾错误观点，因为它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仅仅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硬说一大批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干部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按照《通知》规定“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它实际上逐步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   （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对这个问题有四点需要说明：一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二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全会的议程；三是《十六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方法的规定；四是这次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全国的动乱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气氛极度紧张，不可能对会议的各项议程进行民主讨论。   会议印发了八月一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信中表示支持正在兴起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坏头头以外，绝大多数人先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保卫毛主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后来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采取观望态度，以至抵制、反对。   八月五日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然而是明显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肯定了党内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深感震惊，预料到即将发生一场新的灾难。第二天，已向全会请假，在大连“疗养”的林彪，匆忙飞回北京参加会议。此后，全会的小组讨论会就转为不指名地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规定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来进行反对所谓“走资派”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决定》赞扬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实践表明，《决定》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革命”对象和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八月十二日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因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又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三）关于上海“一月风暴”   在这里主要是想就《年表》所写的“一月风暴”的历史背景和“夺权”问题，作进一步说明。“一月风暴”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估计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和五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分在上海接见“工总司”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次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他在一月八日的谈话中，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张春桥、姚文元利用庆祝中央贺电的机会，把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攫取到他们手中，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向党委和各级政府“夺权”之风。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年表》引用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外宾的一次谈话，说明他为什么要采取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过去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原因是“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从对我国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计出发，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很明显，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当然要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是由于他提倡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他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日趋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   （五）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抗争   这里，除了对《年表》已记述的二月抗争内容作某些补充以外，还准备修订一些历史事实。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同年一、二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按：《年表》记载的是“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写得不够确切。据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这次在京西宾馆〔后移至西山〕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至二月中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义正辞严的批评，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他们的批评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同志加以压制、批判和打击。此后，朱德、陈云也被指为一贯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下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鉴于全面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已经使生产的正常进行受到极大干扰，使全国政治局势陷于极大混乱，会上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等就以下两个问题质问张春桥：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老干部？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并核对这次会议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八日晚（按：《年表》误写成十九日晚），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斗了这些老同志。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的批评是正确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指责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年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条大事中记载：“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六）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的党的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他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分组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和所谓“一贯右倾”的其他老同志，实际上剥夺了这些老同志在会上的发言权。就是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   对于刘少奇这个大冤案，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促使毛泽东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作出错误决定的，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人用刑讯逼供等卑鄙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在历史上背叛了革命。在林彪，江青一伙封锁欺骗下，毛泽东也就把刘少奇看成了叛徒。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指使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这个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龋   （七）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表》扼要地记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次大会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系统地叙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发展过程；鼓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求“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报告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基本精神。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来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部著作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公开发表时，加上了夸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一大段话，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这些话并不是这篇著作的基本精神。这篇著作更没有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林彪的报告却硬说毛泽东从作这个报告时起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把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八）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   在这里，打算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把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联系起来作些说明，并在内容上略加补充。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长期以来倡导的原则，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陈云、王震等一批老干部，还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教育、科技政策等。   周恩来还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张春桥、姚文元却攻击《人民日报》这三篇文章是“毒草”。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对此，江青，张春桥却极力阻挠。张春桥故作姿态地问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错误地支持了批判林彪的“极右”，他说：林彪“是极右”。从此，就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由于毛泽东已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周恩来落实党的政策、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努力，遭到“四人帮”一伙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和破坏。   （九）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在这里，准备在《年表》的基础上，就“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和“四人帮”的阴谋及其失败作一些说明。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提出“批林批孔”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从此以后，江青一伙接过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这个运动从一九七四年初到同年六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个期间，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借批林彪“克己复礼”，诬指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以来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回潮”，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和揭露，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因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周“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   《年表》记述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和造成工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这里想补充说明起用邓小平的经过。   一九七五年一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之前，为了准备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材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二十四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后来十届二中全会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用邓小平的。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呈批主要文件和主管外事工作。   （十一）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这里准备按照时间的先后把《年表》中记述的内容串起来，并加以补充，为的是使读者对各方面工作整顿的决策和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六月四日，中央签发了关于努力完成当年钢铁工业生产计划的批示。七月十七日，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说明：“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证明邓小平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深受人民的拥护。   整顿从工业方面开始，逐渐遍及全国各条战线。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任务。   七月十七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明确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谈了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各方面工作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说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中提出的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   集中体现邓小平整顿各方面工作思想的，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他多次所谈的意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总纲》全面具体地指出：“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总纲》进一步指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整顿是重点。”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七○年不变价格计算），一九七五年达到四千五百零四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四百八十亿元；一九七五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六百九十亿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五亿斤；一九七五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三百九十万吨，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二百七十八万吨；一九七五年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八亿六千七百四十六万吨公里，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九千七百七十三万吨公里。   邓小平进行的上述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例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但在如何进行整顿的问题上发生了事实上的不一致。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如何实行整顿，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十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这里根据《年表》记述的内容，说明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进行疯狂反扑的经过，以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整顿的方针，首先受到了“四人帮”的反对。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捶一文，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判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同志。八月，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批判所谓“投降主义”的“评《水浒》运动”，以此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四人帮”的一些活动曾经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他们批判“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中，再次批评江青一伙搞“四人帮”和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的批评，虽不可能解决实质性问题，但也使他们的行为稍有收敛，这曾为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时起挑拨作用的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和江青。他们互相勾结，乘机煽动对邓小平的不满。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事实真相，攻击邓小平。他说：我“感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按：指周恩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上告信，交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替迟群辩解说：他“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错误地赞同了毛远新的看法。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从这时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江青等人把持中央政治局围攻批斗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召集各盛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使“批邓”公开化了。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完全违背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意志，它不可能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抗议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   （十三）伟大的天安门事件   《年表》记述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是：数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革命行动，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年表》还记述了这场伟大斗争的主要事实经过，因而说明了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在这次事件上的责任，特别是说明了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受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但是，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始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个野心勃勃的反革命集团，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不仅千方百计阻挠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而且继续对他进行诬陷和攻击。但是与“四人帮”的愿望相反，这种诬陷和攻击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加强烈不满和反对。   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围绕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恩来而展开的。在人民群众方面是通过悼念周恩来，来表示自己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在“四人帮”方面，则是诬蔑群众是受少数坏人煽动闹事，干扰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走在斗争前列的是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四月四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二百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天安门广场的气氛庄严肃穆，人民抗争的怒潮激动人心。   天安门广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场面，使“四人帮”及其党羽吓破了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已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攻击悼念活动具有“反革命”性质，为镇压群众制造种种借口。四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华国锋等人错误地支持了“四人帮”对广大群众的诬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天安门前悼念活动的情况，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在当晚（四月四日）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德为了推卸自己和中央政治局错误判断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责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个材料中写道：“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后来，只是由于“我没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这对于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吴德等人抓人收花圈的行动似乎完全是“四人帮”逼出来的。但他这样说是歪曲了历史事实的。   四月五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毁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看花圈的战友被抓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恐怖气氛笼罩着天安门广常人民群众被激怒了，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且出于义愤引火烧了“四人帮”镇压群众的民兵指挥部小灰楼和停放在这个楼前的汽车。“四人帮”及其党羽就借口打人、烧汽车，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当场有二百多人被捕，许多群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一九七六年四月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矗   三、准备补充修改的一些问题   根据读者的意见和我们的检查，对《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准备作以下补充和修改。   （一）《年表》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条目中，对工作组问题的记述是不够清楚的，例如，是谁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毛泽东是如何批准的，陈伯达又是如何夺权的，等等，都需要写清楚。拟改为：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信中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这封请示信上写了“同意这样做”的批语。六月一日，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   （二）一九六六年底关于批斗彭德怀的问题，在《年表》上是必须补充的。拟增加一条：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回北京批斗。在此之前，江青、康生授意关锋、戚本禹整材料、写信，诬告“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在批斗过程中，对彭德怀百般虐待和进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彭德怀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含冤逝世。   （三）《年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条目中说：“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这里打算补充：“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成风。”   （四）《年表》一九六八年条目中准备补充写工宣队的一条：八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以后这一形式又发展为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党政机关。军工宣队的进驻，在制止一些学校的武斗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整个说来，消极作用是很严重的。   （五）《年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四日条目中，“九大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原八届中委一百六十三人的三分之一）。”我们准备将括弧内的“一百六十三人”字样删掉：一是因为括弧内只提原八届中委，而没有提候补中委；二是当时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初步考订是一百六十七人（死亡者除外），而不是一百六十三人。   （六）《年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条目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面，拟加“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职务。   （七）《年表》一九七三年三月条目中，拟增加一条关于外国专家工作方面的内容：“三月八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参加的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一伙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八）《年表》一九七三年五月关于党的十大的准备工作，拟补充一条：“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十三名老干部；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九）《年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条目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为“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以上这些补充和修改意见，只是一些初步设想。到正式修订《年表》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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