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谈“中国必须为衰落作准备”

发布时间：2008-07-30 点击数: 26 ——大国崛起的逆向思维 随着强劲的¾­济增长，中国已被公认为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媒体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此还触发了“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大国”话语也主导媒体和人们的思想，“大国论”铺天盖地。再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以经济起飞震动世界之时，电影《日本沉没》轰动全国。虽然这不过是一部科幻灾难片，但日本居安思危的末日感，和中国太平盛世的陶醉，形成了鲜明对比。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应进行准备的，不是未来的崛起，而是意想不到的衰落。也许20年后，中国衰落的可能性更大。崛起好驾驭，衰落则很难对付。如果现在缺乏准备，到时候会措手不及，使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 前车之鉴：日本的衰落 20年后中国有可能衰落，看上去耸人听闻，其实有人口、环境、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先看看20世纪的世界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并即将超越美国，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大国的兴衰》、《日本第一》等著作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预言：美国面临的已经­不是会不会衰落的问题，而是如何像当年的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所得确实超过了美国，随后以坚挺的日元大肆收购美国资产，乃至媒体风行“日本并购美国”之说。但到了90年代，日本立即陷入“平成不况”，经济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转眼间生活水平又落到了美国之下。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和日本当时的经济泡沫­、冷战结束后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有关。不过，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在人口。日本战后，65岁以上的被抚养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远低于美国和欧洲。而1947到1949年，日本平均每年有270万人口出生，形成一个巨大的婴儿潮。这代人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进入工作年龄，使日本有了比欧美更年轻的劳动力。不过，日本的婴儿潮虽然来得比欧美猛，持续时间却短。美国的婴儿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的出生率则在50年代明显下降，过度限制移民的政策又使日本难以大量进口劳动力。结果，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赶不上美国，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中国最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好和计划生育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步。如今四五十岁正当年的劳动力，也属于婴儿潮一代。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又抑制了被抚养人口和教育投资的增长，现在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最充分、最没有负担的时候。再过10年，婴儿潮一代先后步入退休期，将形成庞大的被抚养人口，而计划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人口优势将很快丧失。 丧失人口优势并非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度依靠人口优势。一旦这一优势丧失，则全无依托，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衰老最快的国家，预计2050年人口数量会从现在的1.27亿跌到9500万。现在日本四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退休者已感吃力，可到2030年，将出现两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退休者，到2050年，将出现三个劳动力养活两个退休者的局面。不过，相对而言，日本应付得相当出色，尽管经济衰退，但社会富足安定，秩序井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把劳动力成本一下子提了上去，逼着企业走高技术、高创新的道路，否则根本无法竞争。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雄贯全球。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界的风尚就是向日本学管理。到90年代，日本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但笔者亲眼看到日本普通的公司雇员到了美国，依然花着美国人花不起的钱，甚至连婚礼也“外包”到美国，动不动包下最好饭店的整整一个楼层。高技术、高创新使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高，这一高额的剩余价值，使现有劳动力能够承担较多的被抚养人口。另外，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促使企业为职工的一生设计，进行长期的培训。这样，日本的工人不仅素质高，而且“折旧率”低——当劳动力短缺时，许多退休职工被召回，他们身体健康并保持着良好的劳动技能，这减缓了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当心中国丢掉自己的“王牌” 中国走的则是相反的路。近代以前西方人刚到中国时曾惊叹：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劳动力，而是庄稼——使用劳动力要付钱，庄稼则割下来就行。如今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¾­济的主力是能讨来薪就不错的民工，他们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基本的福利，孩子得不到教育，使完了就被炒掉，成本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外国先进企业到中国设厂，不仅不采用高技术，第一件事情反而是把已有的先进设备淘汰­，改用人工，因为人工比机器便宜得多。廉价劳工成为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廉价模式，在劳动力充足、被抚养人口少的情况下，自然有其竞争优势，但在被抚养人口急剧增加、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战略如何继续维持？企业不为劳动者作长远打算，民工子女的教育也被耽误，这样，民工将很快丧失劳动技能，折旧率非常高；其子女也无法成为高品质的劳工。未来维持被抚养人口的责任，要由更少数劳动力来分担，可这些劳动力本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就低，养自己都困难，更谈不上抚养别人了。 中国经­济已起飞30年，明后年就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国际一流企业少之又少。在美国的书店找不到《中国第一》、《向中国学管理》之类的书。事实上，未来5年、10年内也很难看出中国能造就多少国际一流的企业，几十年内难以出口先进的管理技术。而日本在经济起飞1/4世纪后，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已涌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日本以如此高超的管理和技术，在人口老化过程的初期还出现10多年的“平成不况”，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如不改变，20年后岂有不衰落的理由。 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不是什么崛起，而是能否像日本的“平成不况”时代那样“体面地衰落”。日本几乎是亚洲最为均富的社会，大部分国民都有技能和资源参与市场¾­济的竞争，社会在这种竞争中也格外有创意，所以能够做到井然有序地衰落；而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有训练的国民依然不多，也缺乏创意的土壤，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没有创意、没有高附加值、缺乏保障的¾­济一旦衰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遇到巨大的环境屏障，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这种环境屏障将变得不可逾越。不久前，“绿色GDP”计划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下搁浅。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根据“绿色GDP”核算，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接近于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化制造的环境祸害，以后总是要偿还的——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长年治理，并在¾­济增长速度上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如今这种不计环境损耗的高增长，实际上是把未来增长的百分点加到了现在的增长上，透支了未来。 问题是，环境的透支还能支持多久？20年后，中国不仅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萎缩，而且环境污染威胁国民健康，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即使现在开始全力治理，在未来10年内仅靠过去的惯性也会愈演愈烈。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一段时期内一味寻求以最省钱的办法促使GDP增长，竭泽而渔。比如，中国每产一吨钢，要比国际钢铁业的平均标准多消耗1/5的能源，水泥多45%，乙烯多70%，建筑物内供暖和制冷所需要的能源，则是欧美的一倍。 总之，从劳动力到环境，中国正在消耗自己的本钱。过去30年，中国赶上全球化打开的国际市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经历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石油危机和大的国际经济萧条，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Ô­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未来20年还一切如故。所以，从现在起，中国就要趁着日子还相对好过的时候，为“体面的衰落”作准备。其中一个核心战略，就是大幅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并强制企业支付环境代价。只有追求高技术、高附加值，减小对环境伤害，优化企业管理，才能在竞争中胜出。不能让那些被惯坏了的企业，不进行技术、管理竞争继续躺在廉价劳工的优势上睡大觉，肆意进行环境掠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像印度这样劳动力更充足、价格更便宜的国家的崛起，中国现有的王牌将丢得一干二净。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便宜的杂牌货使用寿命往往不长，经久耐用、性能稳定的，多是贵一点的名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如此。廉价劳动力其实就如同石油等自然资源，如果仅以此为本钱，资源枯竭后就没有了出路。中国的时间已不多了，现在如不改弦易辙，未来的衰落可能会真的到来。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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