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史上有哪八次沉重打击？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华文明也遭遇过八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八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进行讨论。 第一，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惜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说秦始皇焚书是和坑儒一起的。不过从现代眼光，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也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的文字狱差的远。但“焚书”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公元213年，据说有儒生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或许能够继续，有人能够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二千年，直到现在也再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于是，汉武帝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从此，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就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现代社会，人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有利，但是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自宋朝以后，儒家思想更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主要因素，独尊儒术造成的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好在中华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出了宋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金元入侵 宋代，中国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被错过，否则中国有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出现将杭州西湖改成马场，不过后来的明朝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那样明显。至此，中华文明就开始步入了下坡路。 第四、明朝的统治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虽然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也很难爆发工业革命。 第五件、明朝的八股文 明朝理学在宋朝理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僵化。据说，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他一面向茹道歉，并且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但由于一个人，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他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似呼日不落的中华帝国机会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的确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郑和的宝船有1500吨的巨舰，而百年后哥伦布最大的船也才100吨。如果说郑和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那么，美洲，澳洲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或许就是中国人，或许由于明王朝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最大国土的时机。 第六、明清的海禁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因此，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这些王公大臣没有想到去海外捞世界。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当然，这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有关。后来，由于倭寇（日本）骚扰，明太祖居然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海禁，就此扼杀了中国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 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惋惜的是，之后的满清政府依然延续着这种“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但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清末洋务运动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从鸦片战争起，以甲午战争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其从一个弱国成为了一个强国。并打败早于其开展洋务运动的中国。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日本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的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中国（清）李鸿章则深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或许这并不能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僵化的八股文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呢？ 令人不解有是到如今仍有“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师之于中华二千年，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进而转学于西方列强。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能是夜朗自大了。 第八、新中国的“文革” 大家详知，尤其是经历过的人。一句话，如果没有就好了。 但历史毕竟没有如果，且如果是有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几次的巨大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是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却实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人的经验教训，将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保证不再继续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相信是能够再次站在世界文明顶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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