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致李岚清副总理的信介绍

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开复在华工作期间，久闻岚清总理对中国高科技的期望和激励。虽然微软公司去年将开复调回美国总部，但是身为炎黄子孙，总是希望中国能成为科技强国，希望更多中国人能把握最新的技术。 今年回国时，欣闻岚清总理对我的文章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决定写一封信，将我对中国高科技的基本问题所在，直接提给总理。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对这些问题，我曾将一些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问题。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工作两年，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荆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但是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的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有下列六点： 第一， 大学师资的不足 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没有大师。 在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待遇，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质量上升，师资质量上升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又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这就是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 中国大学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中国计算机领域，只有非常少数的教授或研究员有能力在美国名校拿到教授职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师资虽有进步，但是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即便在像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也远远落后于业界。在出国潮和企业高薪的诱惑之下，大学新教师的质量每况愈下。 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 中国必须大幅度的提升大学教师的资格、待遇、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大学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二， 科研的不足 科研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比较学还重要，因为自从德国柏林大学领头的改革之后，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要有一流的研究才能吸引一流的老师、学生，才能拿到最多的经费。 中国的大学师资固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更远远地落后国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的计算机研究项目在美国都无法拿到经费。最近，国内有人统计了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学与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6所一流大学在《自然》和《科学》两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结果是6所中国一流大学论文数总和只有20篇，还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大学的零头（399篇）；同处亚洲的东京大学，同期也有131篇。 在中国大多数的研究都是远远落后国外的，申请项目是为了得到额外的报酬，做的研究工作没有意义，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凑足数量”、“达到指标”。有些学校自称论文数目很多，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一些学术水平很低的会议和期刊。中国的科研制度允许带头教授“分成”的制度，造成了个人利益、人际关系成为获取经费的重要理由。在美国，科研项目是匿名的同行评估，非常的公正和客观。在中国，拿项目主要不是看内容，而是看人的职称或关系；申请项目可以为项目负责人得到额外的报酬（“分成”）。这可能导致做的研究工作目标不正确，参与的资浅教授感觉不公，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达到指标”。而在这样的制度下，成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第三， 管理的不足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管理体制的缺陷，从薪水体系到等级制度，从提升机制到终身制的缺乏，从雇佣师资到校长聘用，从科研资助到校办企业，这些都需要改革。中国大学体制最急需改革的地方是薪水体系。中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35,000元，不到美国教授平均水平的10%。低报酬不仅影响师资的质量，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为提高师资的收入，一些大学创办自己的企业。大学教授要帮这些企业创收，而不是专心授课。也有很多教授拿了很多“横向”项目（为企业打工）。无论是校办企业或是横向项目，学生永远是被牺牲者，被作为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而最讽刺的是在热门的科系，这些能力不足、原本薪资过低的教授却由这些横向项目致富。 那为什么不向中国的众多企业学习，靠“海归”呢？其实，过去20余年出国的留学生，许多已成为国外大学的教授正迈入他们事业的巅峰，而每年也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名校拿到博士。这些中国教授、博士都愿意回到中国，也肯考虑降薪，但是他们不愿意降薪90%，不愿意放弃子女的美国教育，不愿意在没有能力的人下面做事，不愿意接受中国“关系式”的科研经费申请过程。 除了薪水体系，另外的一个管理问题是选聘。大学校长往往是由一个不懂教育的小组闭门选出的，而且并不考虑管理的能力。大学教授的聘用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学教授往往是同校毕业的，并不考虑帮助毕业生拓宽视野。资深教授虽然往往技术上已经落伍，但是仍然占着有限的博导、系主任、院长、副院长位子，掌握着经费、招聘的权利。学校没有权力高薪破例雇用一流的国外教授。很多有能力的应届毕业生，也是不服在这些领导下工作，帮他们挣钱，所以不愿意留在学校。 最后的一个管理问题是晋升和评估制度。大学对师资没有良好的晋升制度。这使得较好的老师总是往行政方面发展，或是有潜力的老师很年轻就带一个大队伍，失去了亲自动手的能力。教授的职称基本上一律是“终身职”，没有严格的评估制度，也没有国外使用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 这些从科举时代延传下来的习惯造成中国很多所谓的“专家”、“院士”名不副实，能力甚至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另外，中国大学有过时的“博导”系统。只有“博导”才能够带博士生。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学，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是博士生所作的。有了“博导”系统，大权就都操在这些过时的教授手里。年轻教师对这“博导”系统感觉无奈，而国外的博士为了避免这“博导”系统，宁愿留在国外，虽然是他乡，但是一个助理教授也有自由、权力带他自己的博士生。 常言道：“一流的人雇用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用三流的人。”若要让中国大学里充满着一流的人，那么首先要有一批一流的领导人才，用一套新的管理机制，才能让中国大学里充满了一流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最好的待遇和体制，鼓励最好的老师专心做他们最拿手的分内工作－教导下一代。 第四， 应试风气扼杀学生创造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强调背诵记忆、应付考试。应试造成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成绩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样的教育模式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成功是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地重复旧的知识，不允许有创新的想法。因为学生“只背不懂”，这就扼杀了大部分学生的创造力，把优秀的学生训练成了没有创新、理解，没有个人意识的考试机器。 美国的教育也不是没有考试和背诵，但是背诵的大部分是可用来再创造新知识的工具（例如A B=B A），借以锻炼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美国教育更注重的是学“为什么” (为什么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除以二？为什么二分之一是零点五？）虽然美国学生的九九乘法表没有中国学生背的熟，但是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更能够分析问题，更能够创新。 杨振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适合一般的人，美国的教育适合一流的人才。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综合中美教育的优点，用最适合中国的方式，教育所有的人才。第五，被动和浮躁的学风 中国的学生大都是被动的，因为在家中、中小学总是有家长、老师告诉学生该怎么做。主动地把握学习和知识才是中国未来主人翁该做的。有学生曾经问我，读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对他说，不要以为读大学只是为了学习知识，因为知识每天都在改变。大学四年学习的应该是“如何学习”，这才是不变的。学生若能举一反三，大学毕业后即可随时学习新的技术。中国往往有大学生毕业过几年就“赶不上”技术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是没有学习如何学习，而在毕业后又没有注重终身学习。 除了被动之外，中国的学生过去以有毅力和良好的基础知名。但是，最近几年，同学们见到成功的例子（丁磊、杨志远等），也迫切地渴望成功。这渐渐形成了一种浮躁的风气，讲究速成。对学习，同学们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造成了将来成就的阻碍。对事业，同学们不择手段的争取机会出国，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对创业，同学们缺乏了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中国学生一贯的良好特色是他们的毅力和良好的基矗而今天的浮躁风气，甚至有可能连这个特色也拱手让人。 第五， 个人主义影响学生全面发展 以考试为中心导致个人竞争，破坏团队合作。如果现在我们从清华和麻省理工各选出10个最好的学生进行软件编程比赛，假设是个人比赛，可能难分上下；但是，如果你要求两校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那么清华肯定大败。 例如在成功的企业，最重视的是团队的合作。一个队伍成功了，才代表个人成功了。个人的目标（和对个人的奖赏）是由团队的目标来定的。因此，美国学校的教育更注重团队精神、表达能力、同理心（所谓“情商”）。软件的课程都有很大的分量是由学生组成团队来完成的。美国的名校注重课外活动、表达能力，不公布名次。但是中国的教育更注重个人主义、名次、竞争。竞争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教育鼓励“零和（zero sum）”的竞争，你赢就是我输： v 对学习，学生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只靠死记硬背来争取名次，造成了对将来成就事业的阻碍； v 对事业，学生不择手段地争取机会出国，不愿意彼此帮助，甚至会搞破坏，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 v 对创业，学生缺乏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 学校内的竞争，应该是鼓励学生去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不是单纯的去打败他人。并且在读书时，老师应奖励与他人合作，帮助别人成功，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但在中国的大学，老师本身也欠缺团队精神，所以学校必须对老师也有同样的培养，他们才能以身作则。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随信附上。 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才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若有需要开复帮助的地方，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以下是我的联络方式：敬祝安好！晚李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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