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零事件前后发生了什么？

武汉七二零事件前后 六月下旬，主席要我和谢富治到云南、四川、贵州去。他认为光到北京来谈不行，要就 地解决问题，从昆明开始。主席特别提出要谢富治负责。因为他在那里当过第一书记。部队 是他指挥过的，是老关系。主席去武汉并不是真的为了游泳，也是要就地解决问题，大联 合，三结合，革委会，想创造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主席当时认为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 了，发动得差不多了。主席讲：“文化大革命”， 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选择云南，是因为云南的问题出现在军队，部队是谢富治的老部下，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省军区政 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张把李的档案公布了：参加过薄一波的决死队，在蒋介石那里受过 训……李成芳把张力雄等五个军区负责人关起来了。两派闹得一塌糊涂。主席叫我们做两派 团结的促进工作。让李成芳把抓起来的省军区五个主要领导人都放了，也不准省军区散发整 李成芳的材料。我提议李的历史问题可以找薄一波问一下，究竟是不是叛徒?薄一波写了材料，说是整风中巳弄清楚，没有问题。主席布置时，没请总理，也没有找林彪。谢富治和我 要去云南，总理知道，是在一次看戏时碰面说的。主席布置工作时要我们马上走。主席叫我 把工作交给关锋，从此我就不管宣传了。我作了些准备，看些材料。临走前，那时天已经很 晚了，我要谢富治同我一起去报告和请示总理。到总理那里，他正同张本谈话，还有很多人 等着要见。总理先见了我们，作了些指示。我们是六月二十几日动身的。第一站是昆明，然 后是成都、贵阳。谢富治提议增加余立金，主席又提出增加李再含。共四人。 下面谈谈七•二零事件问题。七月十三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 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 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 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 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 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 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闯了祸， 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 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 。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上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十四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是谢富治主要汇报的， 我插了几句。主席也插了一些话，说张国华很好啊，能到基层去，大联合就是要从基层搞起。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 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三十人。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主席讲话向来如此，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讲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谣传说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让他一有事就请示王力，这不可能。那时，我不认识刘丰，林彪和叶群也不认识他。 我是在送总理走的机场上才知道有个刘丰。那个是七月十八日开到晚上九点半，总理吃过饭后才乘飞机返回北京的。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洽、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八日夜（或十九日凌晨）送走总理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到水院（钢工总的总部）。我反对过，谢富治一定要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都讲了话。 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九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总理讲话精神。我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会后回到东湖宾馆，我没睡，军区起草的要公开发表的声明要我和谢富治修改。军区作了检讨。我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重，”我把它修改得轻了。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接着就是“七•二零”事件了。二十日凌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像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还给我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我穿过人群通道时，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谢富治想进大院来，说：“我是谢富治。”让人骂回去：“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他不敢进，又回去了。后来主席给陈再道、钟汉华下了死命令，要把王力接出来。陈再道也住在东湖宾馆，被个别人误认是王力，把他的头也打破了，因此不能去。钟汉华奉命去了，他很老实，在讲台上向群众磕了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去。陈再道、钟汉华二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命令的。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 后来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执行主席批示，利用吃饭的机会，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事件发生后，总理赶回武汉。总理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决定揪王力，是百万雄师负责人在我在水院讲话以前就决定了。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作出了新的分析，是对的：“不是什么「兵谏」 ，不是什么「谋害主席」 ，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 ，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而是：“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 汉问题的方针。”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 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它领导同志，也决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 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 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直到见了我的面，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他几天没刮胡子，长得老长。总理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 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蓬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 ，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对七•二零事件的处理办法是文革小组讨论的。要害是提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叫唤得最凶的是康生。再一个要害是上天安门的名单不要叶剑英和徐向前，只要聂荣臻。我看这都是林彪的意见，名单也是在文革小组讨论的。并决定不点陈再道、王任重的名，而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要点“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 文章是回到北京以后作的•从武汉变成全国性的。全国都要开大会、**。这样就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这些决定都经过了林彪。他批：【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当时他 是副统帅。康生向主席请示报告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第一 ，同意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前面要加几个字，成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三，同意出席大会的名单（即不要叶剑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杨成 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后来发表时没有加余立金，因为余立金是被欢迎的成员。 社论报导从适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 ，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最初没有叫陈再道等弯腰，后来叫弯腰。会上的口号是叶群组织的。是吴法宪等喊的。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她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总理当时讲得比较缓和，是讲道理的。参加会的人一般都要表态，讲几句。叶帅、徐帅，也坐在主席台，都没有发言。陈总和谭震林，也被通知出席会，没有上主席台，二位也都没有讲话。我是主要当事人之一 ，因负伤坐着*椅在主席台边上，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江青指名叫我发言，我也没有发、在会上谢富治讲得最凶。他动不动就说人家不会打仗，在怀仁堂说徐帅不会打仗，这次又说陈再道不会打仗。这样一搞的结果，把矛盾对准了全国的军队。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发枪给群众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这两条都是这封信提出的。再加上过去搞的设立专案组第三个大 错误，比苏联的契卡还厉害。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 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这话总理和我都没往下传达。江青的『文攻武卫』是在七月二十 一日在北京讲的，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起很坏作用的是那个【文攻武 卫』。但是，也不能否认主席早在她讲话的三天前就讲了武装群众的问题•主席还夸奖钢工 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的 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 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 这样做的。』这样把【六•六】通告等都推翻了。成了要群众来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 众专政。这与他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他生气了。这样做后患无穷。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 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在一张纸上正反面都写的。当时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陈伯达没抄，还叫我补抄一份•信中还提到夺枪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夺枪还不严重?!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但是，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我早巳被关起来了。不能作为我的罪状。我两年前向中央领导写过信，建议对当时由部队发枪造成大规模武斗的，除别有用心的以外，不能按《刑法》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因为有【最高指示』。 八月四日后，由于广东夺枪问题严重，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由总理批给大家传阅，要发。我提醒总理要考虑毛主席信上的意见。我怕主席说不严重，总理又当作严重，就不一致了。我建议既然广东问题严重，还是先叫广东试验一下。总理表示赞成我的建议•当时劳改犯也夺枪了，总理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对劳改犯夺枪，警卫部队可以开枪。总理在群众大会上讲了，并且说这是王力同志的意见，他本人也同意这个意见。 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话时，汪东兴接到电话，说北京面对面地斗争了刘少奇。主席讲他不赞成，说这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好。讲完后，主席让汪东兴告诉北京。那时林彪在北京主持工作，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都在，主要是江青要这样干，戚本禹只是执行者。我回北京后就整理了主席讲话记录给林彪和文革小组成员等传阅。现在这个我当时整理传阅的正式记录没找到，只有上面说的那份主席讲话时我所作的原始记录，即后来中纪委让我誊清的那份。 那时我腿打断了，文革小组召开的会我大多数是不参加的。大约是八月五日左右，我参加了一次会，见到了揪斗刘、邓、陶夫妇的简报和照片，令人不能容忍。让人跪下，揪头发、按脑袋，曾志、卓琳、王光美也如此，特别是对刘、陶更厉害。果不出主席所料。要面对面斗，让八三四一部队的人来斗，势必造成武斗，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不赞成这样搞，又把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的这一段话整理出来，交给戚本禹转江青了。江青很不高兴。关锋说，过去知道主席不赞成面对面斗争，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回知道了。至于『揪刘火线』我不知道是怎么搞起来的。因为那时我正在西南和武汉，不在北京。 这时，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乱，他就走了，坐着火车【转圈】去了。 八月十二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 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 错误。 （今天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错误了。）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明明与总理没有什么关系，总理反而承担了责任，说这是我们中央同意的。 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时，陈伯达正在我的房间里，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要肯定军队支左成绩，说军队一些好话。主席说过，解放军没有地盘，不是为了自己。当时还是加了几句。这篇稿件，未送总理和康生，就发了。通篇调子很高，对于冲击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附:王力生平 王力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与苏联*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遥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埃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埃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祝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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