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累有什么？

拂却纷繁缭绕的历史烟云，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疲惫不堪的骷髅。 本文开宗明义，绝无为曾国藩翻案之意。 作为竭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臣，他脸上的烙印是铣削不掉的。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杀人如麻尸山血海，满手腥秽是洗刷不掉的。但是，这位生于清嘉庆年间(1810年)，显赫风光于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的中国晚清社会“第一名臣”，却以“立功”、“立德”、“立言”昭著于世，被传统文人仕子尊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作为著名的岳麓书院的学人弟子，他继承了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师崇程朱理学，倡导湖湘文化，又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躯。他的身上，附着了厚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和传统道德观念，是一位集传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之大成的代表人物。看曾国藩，不能忌言他的文化色彩和文化价值。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忽略其代表人物。即使是有定论者。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排下来，他是第70代，残香余火，不甚旺盛。这意味着曾国藩的起点并不高，但也有遗风可袭。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二十八岁及第，在翰林院谋一抄抄写写的小职。位卑言轻，谨小慎微，官运未曾腾达。生活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央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且心忧人走茶凉，饭碗没了。拮据与艰难，落寞与飘零，从他的一首诗中可管窥：“好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虽有诗意和情调，却不难读出他的失落与凄凉。栽竹不成的曾国藩并不寂寞，他遍览史书，学识精进，还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令他终身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广泛的支持系统和人际网络。 1852年，曾国藩官拜兵部左侍郎，算是事业告成了。不久，他外放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不料在赴任途中接到丧母的噩耗，赶紧掉转马头回家守制。这也让好不容易爬到一个高处的他滑了下来，并就地转了一个圈。走长江、入洞庭，千里奔丧之路颠沛流离，出惊入险，让他威风丧尽，斯文扫地。威风也好，斯文也罢，都是需要背景衬托的，一旦少了权杖的支撑和风雅的附庸，谁都不过是一介江湖浪子或凡尘俗人。但从庙堂到江湖的位置转换，让他既忧其君，且忧其民。 求学求官，从文从武，注定曾国藩一辈子都要趴在悬梯上，上上下下疲惫不堪。只有在荷叶塘为母亲守制的日子，是他一生中片刻的宁静。虽然哀肠百转，但这位曾氏家族的光彩人在给全家带来荣耀的同时，在天地万物亲情之间找到了身心的憩园。远离官场竞斗和繁文缛节，摈弃市声嘈杂和往来应酬，亦无案牍之劳形。儿时玩耍的场景，读书时的记忆，亲伦的缠绕，辣呵呵的湘菜，乡野村舍里的腐儒学究，倾慕已久的圣贤遗作，都让他经脉松弛，神游八极。但是，一朝为臣者不可能有一颗真正意义上的平静心，曾国藩笃定成不了闲云野鹤。回乡不久，揭竿于中国西南部阡陌之间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到湖南，清廷地方政权败势如摧枯拉朽。曾国藩尽管孝义在身，但在朝廷的敦促和众人的苦谏下，不得不移忠作孝，墨出山，与太平军作起战来。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曾国藩办起了团练。这本是一群只会薅草插秧拖竹排的乌合之众，还不如当今的民兵组织，顶多不过是预备役部队。但是在曾国藩的调教训练下，迅速形成原发的、有组织的战斗力。其锐力逼人，不逊于正规部队的精锐之师，让绿营旗兵等官军相形见绌。从团练初办之日起，曾国藩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就与湘军命运相连，荣损与共。当团练壮大成湘军，从犬牙交错的急流险滩中拼杀出来，控制了长江沿线，立即被朝廷视为救命的刀把子，挥杀冲刺，不惜锋卷刃折。曾国藩本应轻装上阵策马挥戈，但是官场上的昏溃、贪婪、腐败、无能、虚伪、嫉妒、掣肘、陷害，使他不得不疲于应付内耗，练兵习武和统兵打仗的精力十不及一!正是在这种砥励中，他坚韧不拔，意志如磐，有一股咬定青松不放松的精神。每遇困厄屈辱、劣势惨境，每遇损失折将甚至牺牲了亲人、爱将，曾国藩总是咬牙立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声声见泣见恨，字字斩钉截铁。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初战即败，再战又败，狼狈不堪，两次跳江亡命。即使是在战绩辉煌之时，粮草、军饷、辎重、奖赏，仍事事时时牵制他，随时都会因触及地方官僚的利益和败露一些人的劣迹而举步维艰、前功尽弃。朝廷的狐疑和责难，满蒙皇亲的排汉势力和恐惧心理，使他身边线人密布，暗哨林立。危楼既倒，一木难支，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时常感到自己是戴着镣铐跳舞。封建体制的弊端丛生，帝国王朝的行将坍塌，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祸害四伏，举步维艰，国势走向衰微的末端，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正酿起于青萍之末。1 曾国藩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面、多层性格，具有多重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但无论位居两江总督，还是官至直隶总督，曾国藩总是性情不改，矢志不移。对朝廷，他肝胆涂地忠昭日月；对朋友，他诚实守信义薄云天；对家人，他老老幼幼孝感阴阳。论文，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论武，他挥兵点将纵横捭阖。做人，他力奉圣贤；做事，他克勤克俭。论谋略，他能掐善断，胸藏万千丘壑；论相人识才，他驭人有术，不拘一格广纳群贤，善听谏言忠告，身边谋士密友如云。用人善从其优，顺我者以长补短、以功掩过，逆我者用其所长、以过克功。对忠勇壮士，他烈马佩金鞍，宝刀赠英雄。对儒道贤达，他以奇文共赏，珍品相送；对爱财之徒，他散尽千金，慷慨大方。他治军练兵，力奉封建礼教思想，以“忠义血性”育人，训练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军。他整饬吏治，奖掖忠勇，团结了一批德才之人。正是曾国藩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套道德规范，局部地、暂时地、浅层次地制止了晚清颓废风气的急剧恶化，晚清中兴之业，曾国藩功不可没。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正缺少了一位像曾国藩这样自省自律的儒将，缺少了坐天下守江山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他在道德修养方面提炼的理念，如闻过则改、戒骄戒躁、勤俭刻苦等，融入并形成了湖湘文化，对包括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内的三湘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驾驭权术，曾国藩以文对文，以武压武，以文降武，以武制文，文武之道机关算荆他一方面尊圣内省廉洁自律，一方面又厚饷养兵，默认甚至纵容部下打家劫舍滥取豪夺，一场恶战下来，湘勇们沿长江送回湖南老家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如山如海。为巴结讨好朝廷要员，他不惜以珍品重金行贿。他奸诈多疑，诡计多端，阴气逼人，杀人如麻，枉戮无辜，有“曾剃头”之绰号。他力图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至，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淋漓尽致，但又深知水满则溢，月盈乃亏的天常，心存“求阙”、“惜福”意识。这种欲舒却卷，且展还藏的心态，焉能不累? 他大概厌倦了官场险恶宦海诡谲，骨子里想做一个“道德完人”。考究了历代宦官之家兴衰史之后，曾国藩精心营造一种滋润子嗣、泽被后世的家庭家族文化。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子侄门，勤俭持家，不可骄奢淫逸，当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猎”八字为本；“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意思是说，即使一人独处，也要严格要求小心谨慎，不妄取妄为；要有一种敬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要有一副仁爱慈善之心；要靠勤勉劳作、不懒惰获得社会地位；“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字”、“八本”，是曾国藩自己遵从也要求子女们遵从的一根根墨绳，如今仍闪烁着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他既是四方学人的楷模，也是家庭家族的楷模。自曾氏兄弟以下，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家族盛及五代，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与曾氏的家训严明不无关联。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模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咬文嚼字多在风声鹤唳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进行，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阑珊处进行。疆土的扩展与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点点地熬干他心灯的油。 曾国藩是一位心思很重的人，一生都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为自己在刀丛火海之上支了一条钢丝绳，“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地踩在上面，“不敢片刻疏懈”，感言“余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他白昼为鬼，入夜做人，时而君子，时而屠夫。角角的频繁冲突与转换，令曾国藩痛苦地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坦荡与诡道之间，痛快与痛苦之间，谨言慎行，惧蹈危机。 但是，这一切都被曾国藩用一个字化解——忍。曾国藩外藏内敛的百忍之道，至今为后人叹服。1857年，四十七岁的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矗“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在这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波涛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 曾国藩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简朴，克己甚严，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身为声名显赫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床上铺草席、盖土布，衣服上常有补钉，一只竹藤箱伴他转战多年。三十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是每逢喜庆之时穿一次，三十年后依然如新。他身体长期虚弱，年轻时得肺病，常咯血，晚年得心血管病，头晕目眩耳鸣，视力极差，辨字识人都困难。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肝、肾不好，还患有疝气，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曾国藩一辈子争斗在三条战线：官尝战场和病魔，惟有第三条战线他从来没有赢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不曾充分享受，倒是凡人百姓的贫寒痛楚他都没能逃脱。 1870年的曾国藩已病态残状，日薄西山。但是这轮正黯然西坠的残阳仍无可逃避地被一团乌云裹胁和掩噬。这团乌云，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时，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人民对洋人洋教和帝国主义的愤怒，烈焰浓烟顷刻间焚烧了洋人和他们的教堂。朝野震惊，异邦盛怒，中外兵争之势如箭在弦。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知处置这桩涉外事件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但不得不奉旨行事。他写好遗嘱，拖着残弱之躯上路了。从保定到天津，近在咫尺，花甲之年的曾国藩却走了他一生中最难走，也几乎是最后的一段路。畏难与感伤情绪淤积在肠排解不开，他迷惘地对孩子们说，如果一死，请孩子们将他的遗体从运河沿长江送回湘乡老家，“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他甚至对历年奏折、所作古文家书都做了交代，不必刻印送人，只留儿孙观览。而且还放心不下子孙们的教育成长，留下眷眷拳拳的家训感言。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走完这一段路的结果，是广大民众把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顶：“卖国贼。”海内声讨一片，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国子监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凄凉的晚景，虽属个人宦海沉涪声望起落，却也是一个朝代的投影、历史的必然。 处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国藩又奉旨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不知是圣意还是天意使然，曾国藩人生的坐标，又一次回落长江。不过，这轮黯淡失色的长河落日，仍然发出了最后一缕回光——1872年2月，他领衔上奏朝廷获准，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内的第一批四十名中国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这项前所未有、功在后世的创举把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几天之后，曾国藩便一病不起。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六十二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纠纠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拂却纷繁缭绕的历史烟云，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疲惫不堪的骷髅。 本文节摘自《午夜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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