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之《借我一生》的内容介绍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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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祖母非常需要我们为她敲背，我到长大后才知道，这个腰背曾经负担过多大的重量，而小小的拳头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渗透在筋骨深处的酸痛?”短短的数语道出了，祖母的艰辛，生活的重担压过了多少老人的筋骨，又有多少后辈能抚慰父母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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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地的祭坛。
我从小喜欢进山。进山，可以参加一个个家族仪式，可以把一束束野花采摘下来供奉在祖宗的坟头，可以在祭拜祖宗之后立即爬上杨梅树吃杨梅，然后，到上林湖边玩水，捡拾一片片不知什么朝代遗落的越窑瓷片。对于山里是否藏着什么古书，倒不太在意。
山间那么美好，因此，孩子们也就从不害怕坟墓。现在想来，这是湖光山色在抚平人间的生死界限。默默地抚平在孩子们欢蹦乱跳的天真里，使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都达观开朗，不会为生命的坎坷而多愁善感。同时，他们又始终知道有一个不高不低的空间存在，众多祖宗正透过树丛烟岚关注世间，自己的种种作为都躲不过苍老的视线。
长大后我曾作过无数次试验，打听社会上某些特别怕死又特别邪恶的人物的出生地点。果然，没有一个出生在这样的山下，没有一个朝拜过大地的祭坛。
小时候有一次姨妈带着她的儿子益胜哥到乡下来，我与他玩了一会儿就把他带进了山。没想到他一见坟墓就无比惊吓，拉着我的手要急着回家。我却为他的惊吓而惊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匆匆回家后，姨妈知道情况后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说：“小孩子，怎么能随便到坟地里去呢!”
姨妈说着看了我妈妈一眼，以为妈妈会批评我，谁知妈妈只是对益胜哥说：“别怕，多去几次胆子就大了。”
那天正好爸爸也在乡下，笑着对姨妈说：“乡下孩子进大山，就像上海孩子进‘大世界’。”
我连忙问：“什么是‘大世界’?”爸爸说：“一个游乐园，角角落落都在玩，以后到上海，带你去。”
但以后到了上海，立即觉得爸爸的比喻不妥，“大世界”太不好玩了。”
以前一直疑惑景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读完这段文字才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山里的孩子是幸运的，湖光山色带给了他们乐观、豁达，无需去感悟人生的起伏，社会的冷暖，像山一样他们包容周围的一切，与他们的祖先一起感受着大地的祭坛；城里的孩子是苦闷的，或者他们可以体验文明带来的一切，但是电子游戏、网络、电视等等无法给予他们更多心绪的熏陶，关在一个又一个笼子里的孩子，锁住的不仅仅是身体，更多的是心灵，这也许就是文明的悲哀吧。
忽然想起一句话，人性本善，邪恶的人大概就是缺少这种心灵的祭坛吧。
乡下的孩子体验到的是真正可以带来快乐的自然的美，而城里的孩子，拥有的只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骗钱的机器，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很难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快乐，更多的是让他们过早的虚伪的对待着人生。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现在的孩子怕看到坟头，也许不是怕那个小山包，更多的是他们对着心灵祭坛的陌生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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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饭桌，突然变得沉寂了，沉寂中有眼角的窥探、咳嗽的多义，连盘盏的摆放和挪移都显得暧味
起来。”
比起老美，中国人的特点大概是含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相信不少中国人都做过，中国人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彼此间的勾心斗角上，什么时候国人的字典里没有了虚与委蛇，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真正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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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字是前人搞错了的，不用学得太认真。例如那个“矮”字，一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脚在射箭，“矢”就是箭，那么这个字就应该是射；而“射”呢，寸身为矮，正好对调。”
“矮”和“射”是否反了，我不得而知，不过的确尽信书不如无书，前人的东西难保没有错的，也许很多东西就这样一直错下来了，反而成了正确的。特别是感性的东西，毕竟实践是无法检验感情的东西的。譬如字，又比如人的爱恨。个中的真理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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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从这个朴素的道理上看到了平均分配的希望，力气大的干体力活，脑子好的做脑力活，大家做的都是本分的事情，为什么要分贵贱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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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读到这里，想到的更多的是现今一些无聊的学者，也许叫学者太抬举他们了吧，学界的混混比较合适，他们研究的所谓的文明，更多的是给人类带上精神的枷锁。
其实书这个东西，读到自己能有“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好了，何必非要什么博士、硕士了。也许混混们更多的把文凭当成了青云梯，希望一下跳龙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浪费了青春，抑或反误了卿卿性命。
所谓的简单问题，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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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纯诗句枕边得，昌世文章醒来求”
这句我颇为喜欢，毕竟为我睡懒觉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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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作家的职责不仅仅是坐在家里写作，更主要的是打开更多人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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