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教皇服务，不过是迫不得已的，”米开朗基罗说，“一个教皇死了，另一个教皇即位”。米开朗基罗，自由的米开朗基罗，一辈子只能一个轭换上另一个轭，重新更换主人。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雷芒七世，保罗三世，保罗四世--他们都先后支配过米开朗基罗的才华……最神圣的和最显贵的主人们用各种古怪念头作弄米开朗基罗，交给他一些不符合他心愿的工作，强迫他去画一些以前没有完成的所有大型的新作；对他进行诽谤，在他的周围搞阴谋，想方设法离间他和水平相当的画家莱奥纳多和拉斐尔的关系；用各种挑剔和威胁恐吓去折磨他，处处替他设置障碍。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认：“他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才华、欣悦的灵感，结果都徒劳无益！”折磨着他的精神悲剧的主要根源就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人类自古以来的本性上！罗兰还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另一个方面。在有关米开朗基罗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高度自发的历史主义。他看到了曾被文艺复兴时期载入人类史册的事物--获得解放、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物；但他也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斯的内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说，罗兰同托马斯·曼彼此呼应，罗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斯的意大利的气氛。他着重强调了人物的善良，描写米开朗基罗的慈善活动，报道贝多芬令人感动地关心自己放荡的侄儿（孤儿）--所有这一切今天看来都是天真幼稚的和多愁善感的。可是罗兰认为仁爱是大艺术家不可缺少的品质--不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而且在平时的行为方面都是如此，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认为善于超过一般人，站在“善与恶的另一边”是艺术家的高尚美德的时代，罗兰援引了贝多芬的话：“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准绳，除了善良之外。”罗兰选择作为自己主人公的恰恰是这样一些伟大人物，即罗兰能够通过颂扬他们的强有力的、充满思想的、焦虑不安的和热情洋溢的创作去对抗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那种庸俗艺术的伟人。论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这两本书的悲剧观点的产生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在于罗兰想把这些身处逆境的天才同《广场上的杂耍》中买卖兴旺的商人、洋洋得意的手艺人和欧洲资产阶级文坛和艺坛上的居心叵测、玩弄权术的人进行尽可能地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方面，《名人传》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紧密联系就特别易于体会了。这种矛盾，尤其理解不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矗
《托尔斯泰传》同样是一部态度严肃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建立在对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他的书信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的详尽研究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本书里，正如在罗兰其他的传记作品里一样，倾注了巨大劳动，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劳动，而且是一个研究家的劳动。应该高度评价罗曼·罗兰的洞察力。在这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中，罗兰择取了真正本质的东西，向法国读者提出了托尔斯泰创作个性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若是指责罗兰，说他在这里非常客观地、不加指摘地描绘了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不仅再现了他那些自我完善和"博爱"的号召，而且照搬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抨击，这都是有根据的。在这一时期，罗兰对待"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哲学，完全不可能持批判态度。他对托尔斯泰的优缺点作出正确的评价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但是，在自己的人物传记中，罗兰以一个艺术家的嗅觉明白了。并且力求指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意识中进行的内心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痛苦；他还力求（其中包括在他对《复活》的分析评论中）指出那种勿抗恶学说对有才华的作家的创作技巧是多么有害：“宗教结局从整本书中是得不出本质上的结论的。所以，我坚信，不管托尔斯泰怎样自我表白，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无法使两种对抗的因素妥协：艺术家的真理和宗教信仰者的真理。”艺术家的真理，即现实主义问题，在罗兰的分析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早在一九O一年，罗兰就把托尔斯泰的“道德完善”同“象老年人那样病态的”欧洲的虚假伪善进行了比较，并一再肯定俄国作家的作品“具有最大和最难得的优点--真实性。”托尔斯泰作品的这一性质，便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观察”，在罗兰的书中得到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语，它能帮助人们去理解。对罗兰来说，为什么同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大师相比，恰恰是托尔斯泰更能成为现实主义的导师。自然，无论是左拉、莫泊桑，还是福楼拜，他们都善于在自己的现实观察中成为无情者，这一点罗兰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托尔斯泰的无情则是别一种类型。他反对社会的邪恶，同艺术家对人身上的道德、精神、创造力量的极大信任结合起来。与福楼拜不同的是，福楼拜“认为自己的力量在于不爱自己的主人公”，而托尔斯泰则“通过现实主义的力量……使自己在任何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正是由于他对人们的爱，“他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罗兰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说：仿佛托尔斯泰就是从宽恕一切的立场去看待他所否定的人物的。这一点在论揭露者托尔斯泰、论托尔斯泰的《反对社会偏见的斗争》这些随笔中说得很有分量。但是。罗兰坚信，托尔斯泰--远远胜过他那些同时代的法国现实主义者--的作品里揭露和否定的感染力是同对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托尔斯泰的这些探索不管多么天真纯朴，然而重要的是，他作这一个艺术家，甚至作为一个政论家，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否定。托尔斯泰的批评始终具有创造性价值。他竭力重新建造。在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中，罗兰不仅高度评价了他的社会洞察力，而且还高度评价了他对待人的人道主义的感人态度，而这正是他那创新的心理描写手法的基矗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并不打算去弄清楚一些历史原因，即俄国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之所以产生巨大力量和获得世界意义的历史原因。俄国文学同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文艺作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所有这一切当时罗兰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他的书里出现了一些正确的推测：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怒潮日益高涨，这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影响，养成了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特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新世纪的开始，革命风云四起，开始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的风潮，在人民中间扩展开来，同时纷扰不安地煽惑着成千上万备受压迫的人。这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贫苦大军的先驱者，托尔斯泰从自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窗口里是不可能看不到的；民众的灾难不断，他们的风潮日益高涨，在这一局面的影响下，托尔斯泰违背了自己的学说，“同样大声疾呼向刽子手们复仇”，罗兰目光敏税地指出了托尔斯泰人民性的另一个方面：一个艺术家对民间创作、丰富的民间语言和劳动农民思维方式的高度注意。“托尔斯泰这位大师不受文艺程式化的任何束缚，就该格外敏锐地去领悟人民思想和语言的整个美妙之处。他习惯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活在农民中间，他掌握人民思维的特点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仅托尔斯泰的语言和描写手法应归功于人民；他的许许多多的灵感也应归功于人民。”在描写托尔斯泰的许多法国文学家中间，象罗兰那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创作技巧的这一极其重要方面的大概一个也没有。显然，罗曼·罗兰根据自己的一些创作上的探索，估价和领会了托尔斯泰人品的真正价值。从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的新形式方面的探索都激励着他努力去认识托尔斯泰的历史性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的意义。他既清楚地感觉到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结构的创新，又感觉到了这一创新同俄国现实、同托尔斯泰的生活经验的联系。“智者的天性爱好吸引了他，使他从描写人物的个人命运的小说转到广大群众和千百万人的意志在起作用的小说上来。托尔斯泰曾在塞瓦斯托波尔看到了各种悲惨事件，这些事件帮助他理解俄国民族的精神和长期以来的遭遇。罗兰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我会感觉到历史那有节奏的和可怕的步伐，在你的面前会出现一个整体，那里一切东西都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原结尾中，“产生了生命的连续性和死而复活的永恒性的印象……未来的英雄，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都被预料到了，离开人世者的音容笑貌活在其接班人的心中”。托尔斯泰史诗性小说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早在大学生年代就吸引了罗兰，激励他如果不去模仿，那就去竞赛……《托尔斯泰传》同罗曼·罗兰的创作探索同样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阐明了俄国伟大艺术家的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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