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矗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 )、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著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国富论》就象一个大的新鲜的蓄水池，从这个蓄水池里流出了一个世纪的关于市场制度的令人兴奋而又惊叹的经济思想和结论。甚至连他的矛盾、他的理论缺陷，也是富于建设性的成果的。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半个世界的经济政策，世界经济的兴衰与之不无关系，《国富论》因此跨越两个世纪仍然散发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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